生态学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名为“Polygyny Threshold Model”[1]. 大概可以翻译为“多妻决策阈值模型”。 它描述的是在生物界(典型的，鸟类和哺乳类)中， 一个雌性选择一个已经拥有配偶的雄性 相比于 选择一个没有配偶的雄性 生育成功率期望值 之间的差异。原论文给配了一个形象的图说明其概念：
在生物界中（特别是鸟类和哺乳类），通常是雄性动物更强壮。一个雌性个体寻找配偶时候，其配偶的“领地”（Environmental Quality）越广，它们成功生育后代的能力越高。那么这个时候雌性个体有两个选择：1）选择一个已经拥有配偶的雄性 和 2）选择一个目前没有配偶的雄性。由于选项1）会导致分资源的个体更多，所以在雄性的领地面积一样的情况下，选择“单身”雄性 比 选择已经有配偶的雄性，生育成功率更高（上图中的1）。如果要求选择“单身”雄性 跟 选择已经有配偶的雄性 生育成功率一致的话，那么久需要 已有配偶雄性拥有更多的“领地”（上图中2），对应的最小更多领地量被称为 “多妻决策阈值”。
这个模型提出之后在生物界中被广泛的验证，至少包括两个方面：1）对于既可以多配偶又可以单配偶的生物，雌性生物选择是否已有配偶雄性的倾向跟 对方的领地大小和质量有关。也就是说，如果对方领地相对其他个体足够大，即便对方已经有配偶，雌性个体也倾向于选择它[2]；2）对于不同生物来说，如果生物群内雄性个体占有领地的差异值非常大，那么该生物则倾向于是 多配偶的（比如猴子），反之，如果雄性个体占有领地差异不大，则该生物倾向于“一夫一妻”（比如企鹅）[3].
对于人类社会，“一夫多妻”更多地存在于“狩猎采集”生活形态的社群中，在农耕社群中则更少[4]. 因为前者社会中，“领地”面积更重要，后者社会中领地面积对于生育和养活自己来说则更可能饱和——越是贫穷的社会，多妻制越是能提高后代的生存率[5][6].
在步入现代社会之后，养活自己越来越容易，婴儿的死亡率越来越低，对于生育成功率来说，每个男人所拥有的资源似乎都接近饱和了，这让“多妻决策阈值模型”最初考虑的问题条件似乎不再适用。
但作为人类，我们有生育成功率之外的因素需要考虑：孩子的教育、工作，房子，车子，工作的压力，面子问题等等。另一边，多妻/小三 选择的收益也变得不那么可靠，比如做小三权益不受法律保护，可能受到原配的打击和社会的鄙视，从男方获取的资源不稳定等等。这些因素让小三决策倾向的Polygyny Threshold计算变得更加隐晦和复杂，同时也让它从原本的生物学问题变成经济学问题[7].
对于该问题，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 Becker做出了论断[8][9]：社会收入差距越大，多妻/出轨 的可能性越高。也就是说，当社会中收入不均越严重时，选择做“小三”的女性比例越高，因为这是在这样的社会中的理性选择。
同样地，在越贫富分化的现代社会（法定一夫一妻制）中，结婚导致经济情况变化（对更富有方是变差，对更穷方是变富）的可能性越大。这种变化会让婚姻决策者变得更加严谨和审慎，要求“门当户对者”越多, 相亲的比例越大，追求真爱者越少[10][11].
也就是说，“做小三” 和 “门当户对”观念的流行具有相关性，它们的驱动原因是一致的，这让它们实际上是一对“孪生子”，虽然前者为道德所不容，而后者被多得多的人理解。
随着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我们可以预期“做小三” 和 “门当户对”这两个观念都会变得越来越常见和流行，甚至前者被越来越广泛的接受，后者成为婚姻的主流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