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魏晋，人的脑海中第一印象便是“魏晋风骨”。很多人是读过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大体知道这所谓的“魏晋风骨”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一是要清谈，一群人聚在一起讨论些三玄、名理还有才性等听起来就很空虚的话题；二是要嗑药（五石散）喝酒，在五石散的重金属元素和酒精的作用下，魏晋名士们挑战世俗的胆量确实要超过历朝历代。
魏晋南北朝是历史的大变动时期，今天聊及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南北分立，绝大部分人的观点还是：“清谈误国甚矣！士大夫们整天都去嗑药喝酒，聊些有的没的（有无之辩），这国能不亡吗？”但是，每当我听到这种观点的时候，脑海中总有一个反问：商纣失国，想必真的是妲己惹的祸吧？
历史学论证问题素来讲史料，讲证据。当年唐代编修《晋书》的馆臣们应该算是比较早提出“清谈误国”观点的人，在《晋书》中多次刻意写及清谈之蔽。先是有借当时清谈领袖王衍之口自我批评：“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然后又是加以桓温的断语“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最后在《愍帝纪》论里总结性的提出其过：“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这一番议论，可谓是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原治乱”的一个很大特点——总得找只替罪羊，然后将所有的罪过都推到它身上，商纣的妲己，姬周的褒姒，李唐的杨贵妃和清谈都是一个性质，究竟是喜欢他们的人错了，还是他们本身有错？如果学术一点进行解释，这就是历史单因论，国家兴衰的原因肯定是复杂的，“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种话说说可以，要是真当真了，连我们的邻居日本的史学家本田常之都不由嘲笑道“皮相之见”。
事实上，历史的叙述都有自身的立场，同样的事物转换立场进行叙述就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一面，所以鲁迅先生在他的讲演一开始就说“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晋书》中直接说清谈名士误国的坏话有很多，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找出来的好话要更多。
比如说山涛，竹林七贤之一，山涛性好老庄，隐身韬晦，在野的时候是清谈名士的重要代表，可是他一旦被任用，入为侍中，历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要职，任内拔擢了许多贤达，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其中最值得一提是嵇绍， 嵇绍的父亲嵇康也是竹林七贤之一，但是因不和司马氏合作被杀，山涛却依然举荐了他的儿子，奏请晋武帝说：“《康诰》上说‘父子罪不相及。’嵇绍的贤能可以和郤缺相比，应当加以任命，请让他任秘书郎。”嵇绍后来进京时，就被人称“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鹤立鸡群的出处），再后来为了保护武帝之子晋惠帝而血染龙袍，及至今日，每当读及“绍遂被害于帝侧，血溅御服，天子深哀叹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这段话时，仍然令人扼腕叹息（文天祥《正气歌》“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即典出此处）。同时山涛的政治远见也非常高明，在武帝下诏罢除天下兵役时，他认为不应该废除州郡武备，这一点在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辟有专章说明，后来天下混乱，州郡无力镇压，果如山涛所言。
还有何晏，鲁迅先生在文章中是把何晏当笑话讲的，调侃他开创“正始玄音”一是空谈，二是嗑药，这不好的风气都是他带起来的。但是鲁迅先生自己也承认，何晏是曹氏一党的，司马氏不喜欢他，对他抹黑也多。我读《三国志》和《资治通鉴》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问题，何晏的学术能力毋庸赘言，其《论语集解》是目前承汉学之绪启宋学之初的大作，而他的政务能力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堪。何晏历任吏部尚书、侍中，当时有谤书称“台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当，一狗凭默作疽囊，”就说何晏、邓飏和丁谧三个人是“台中三狗”，咬人很厉害。曹爽执政时期，由何晏负责选拔官员，这一时期其加强集权、强化中央禁军的手段造就了曹魏独特的中央体制，中央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上都对地方保持着压倒的优势，同时哪怕是司马懿这等枭雄也只敢装疯卖傻不能正面争锋，如果没有高平陵之变，恐怕史书对于其的描述都要改写。
事实上，再看看阮籍、王导和谢安等人的传，他们都是崇尚清谈的名士，但是阮籍是身不逢时，为了政治避祸才装疯卖傻，一个真的崇尚玄虚的人是不可能在广武山对着当初刘项争雄的战场说出“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话的。有“江左管仲”之称的王导，还有“为君谈笑静胡沙”的谢安，他们有没有误国，想必已经毋庸赘言了。
回过头来去审视“清谈误国”说法的真正根源，可以用一句武侠风的话来概括：剑本无所谓正邪，执剑的人才分善恶。清谈的人里面有很多山涛、嵇绍、王导和谢安这样的国之股肱，也有像王衍、殷浩和大量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权贵子弟。其中十分有趣的是，殷浩和谢安的经历非常相似，都是出身名门然后以清谈起家，得居高位，殷浩得到过“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殷浩品格高洁，能言会道，假使让他担任尚书令和仆射，足以成为朝廷百官的楷模）”的评价，而谢安也有“安石不出，将如天下苍生何？（谢安不出山，天下将会怎么办呢？)”的美誉，但是二人的结果却迥然不同，殷浩北伐大败亏师，被贬为庶人，而谢安淝水一战成就千古英名，同是清谈名士，为何差异如此之大？念及此处，殷浩晚年在家乡整天神神叨叨，虚空画着“咄咄怪事”（成语出处）四个字，现在是否不难理解了呢？
一言以道之，清谈不误国，只是误国者中有人清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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