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议”，是北宋第五位皇帝宋英宗赵曙时期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看似简单的“濮议”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深远的意义。
“濮议”，发生在北宋治平二年（1065）四月。
“濮议”的议题很简单——就是给当时皇帝（英宗）的亲生父亲濮王以什么样的名号和礼遇。这个议题，是由当时的宰相韩琦（1008~1075）提出来的。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英宗听到韩琦提此议，心里应是欣慰的。遂立即下令，着礼官、文学侍从等一起商议一下，这个尊号应该如何上。
宋英宗赵曙（1032~1067），是上一任皇帝仁宗赵祯（1010~1063）的过继子。赵祯一生虽有三子，但都早夭。中晚年虽后宫多有怀孕者，但全都生的女儿。无奈，只得立过继子为太子。
这样一来，英宗就有两位父亲、两位母亲了。一边是生父濮王和亲生母亲，另一边是大宋皇帝父亲仁宗以及曹皇后。
按理说，英宗继位大统，便理应称上一任皇帝（仁宗）为父，并且用侍奉父亲的礼仪来对待仁宗，这也是儒家主张的礼仪规制。但是对于英宗来说，仁宗并非其亲父。现如今他已是当今圣上，为亲生父亲正名，时时萦绕脑中。这在我们如今看来，也并非过错。
话说回来了，既然英宗即位大统，便应遵守“祖宗家法”，便应为天下人民的楷模和典范，便应降低对亲生父亲、母亲的供奉规制。可是英宗并没有这么做，在宰相韩琦的提议下，英宗并没有暂且按下不提，而是顺手推舟，希望宰辅们认真商议，能有一个被认可的官方说法。
英宗得以即位，当然和仁宗立其为太子有巨大的关系。然英宗在仁宗去世后，却有将生父之名架于仁宗之上的态势，造成这样的结果究竟有什么原因呢？
这就要说一说仁宗选立过继子的事了。
时间回溯到仁宗嘉佑元年（1056）。这一年，仁宗已经47岁了。他的父亲真宗（968~1022）是在43岁时候有的他。而仁宗目前，仍未有皇子。不过这样说，也是不妥当的。仁宗之前有过三位皇子，但都不幸早夭。
要知道，在封建专主制时代，立子嗣乃国之大事。子嗣（皇太子位）若长时间空悬，则难免不招周围国家的猜忌，影响国之基本。
这年五月，知谏院范镇（1007~1088）上疏，请求英宗早立皇储。
范镇的意思主要也是说，立嗣乃国家大事，早立嗣也是安天下人之心。虽现在官家您没有皇子，您可以从宗室中选一位孩子先抚养，若彼时有皇子诞生，再将宗室选子送回便是——这也是参照真宗皇帝时的做法。
刚才说过，真宗皇帝也是到43岁时才有的赵祯，在这之前，他的皇子赵祐也是早夭，于是才从宗室内选了侄子赵允让来入宫抚养，作为将来皇子的继承人，以防万一。然而后来，真宗喜得皇子赵祯，于是便将赵允让送回原府邸。
面对范镇的上疏，仁宗并没有作出反应。
御史赵抃（1008~1084）也上疏仁宗，请求早立太子，仁宗亦没有理睬。
这个月，天空曾出现两颗巨大流星，且暴雨不止。在古代，出现这样的“征兆”，就被理解为“天庭震怒”。天庭为什么震怒呢？因为天的儿子（天子，即皇帝）不作为或者有的事情没有做到位。这个时候，皇帝（天子）一般会做自我检讨，会大赦天下，会开放言路，总之会对自己进行检讨，以息天庭之怒。
趁着这个热乎劲儿，范镇和翰林学士欧阳修（1007~1072）也都再次上疏仁宗，希望早立太子。
时间到了嘉佑元年七月，这个月又出现了不祥之兆，范镇再次上疏，并以辞职相威胁，时任集贤校理的司马光（1019~1086）也上疏仁宗，希望“早择宗室之贤，使摄居储副之位”。
范镇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上疏了多少次，仁宗皇帝见其请求辞职，反而给他升职，让他当了御史台的副长官。范镇坚决不受，不去上任。
十一月，愁白了头的范镇仍然锲而不舍地让仁宗认真考虑他的建议。仁宗看着时年51岁的范镇满头白发，心里也是一酸，便说道：你再给我两三年的时间吧。
范镇望着仁宗，也突然理解了他的苦衷，从此不再上疏。
转年（1057），仁宗身体比去年稍好，年中的时候长女福康公主（1038~1070）嫁给了国舅李用和（988~1050）之子李玮（1035~1093）。这一年过后，仁宗依旧没有立嗣，恐怕是在等待后宫的好消息吧。
时间慢慢过去，嘉佑四年，后宫董氏和周氏先后生产，却还都是女儿。嘉佑五年五月，董氏再诞一女，这已是仁宗的第十一个女儿了。七月，周氏诞第十二女。嘉佑六年七月董氏又再诞一女，为第十三女。
仁宗在前三子夭折后，可能就是再没有儿子的命了。从嘉佑二年到六年，后宫诞生的都是女儿。
仁宗不得不履行之前的承诺，他需要指定子嗣人选了。在韩琦的引导下，仁宗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
这个“宗实”，便是现任岳州团练使赵宗实，就是他堂哥赵允让（995~1059）的儿子。仁宗虽然指定他是子嗣人选，但一直都没有明着说他就是皇太子。赵宗实这边呢，也以“称疾不入”的理由不去进宫。
直到嘉祐七年八月，仁宗才正式下了诏书，立赵宗实为皇子，赐名“赵曙”。自此，皇子便每日往内东门问候仁宗起居，抑或是入侍禁中。
其实，早在20多年前的景祐二年（1035），那时仁宗亦无子，4岁的赵宗实和另一名宗室子赵宗保一起被抱养于宫中。几年后，仁宗儿子赵昕出生，赵宗实和赵宗保又被送回王府。
造化弄人，赵宗实的父亲赵允让当年也曾被真宗抱养，后因赵受益（仁宗）出生，赵允让也被送回了王府。也就是说，赵允让父子都曾被抱养宫中，又都被送回府邸。可是赵允让和赵宗实不同的是，赵宗实因仁宗晚年也没有得子而被最终被选为了皇嗣子，再次回到了皇城。
一个孩子，小的时候被抱进宫，他可能不知道今后的命运是什么。过了一段时间，被通知从哪来回哪去，原因是那个本不属于他的位置上暂时有了人。
这其实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谁愿意做“备胎”呢？“备胎皇帝”也不行呀。
赵宗实虽曾被送回了府邸，但他的心是悬着的，盯着他的眼线会多，他的一言一行都会被人秘密上报，可以说失去了许多自由——即使仁宗的亲儿子已经出生。
赵宗实的心中应是不平衡的，甚至是有一些怨气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怨气会越来越重——即使他后来再次被宣入宫，那也是因为仁宗费了老劲都生不出儿子来的无奈之举。
从后来的事情来看，无论是英宗在仁宗大殓的日子“突然疯了”，还是英宗在仁宗去世后拒绝主持其虞祭典礼来看，这可能是一种“报复”。
就拿英宗拒绝参加虞祭典礼来说吧，实际上就是英宗不愿意做一个孝子应尽的义务，说白了，就是仁宗不承认“仁宗是我亲爹”。
此时的仁宗已经去世，英宗又何必如此执拗？
事情继续发展，就是这篇文章的议题——他不愿意对仁宗尽孝，那么他就一定会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尽孝。这就是“濮议”的由来了。
我们正式来说说“濮议”。
“濮议”的议题内容上面提过，是给当时皇帝（英宗）的亲生父亲濮王以什么样的名号和礼遇。说白了，就是要讨论一下，他应该叫濮王为“亲爹”，还是叫去世的仁宗为“亲爹”的问题。
人只有一个亲爹，不能有两个。
议题一出，这场有关皇帝父亲名字的辩论战便轰轰烈烈地开启了——
以欧阳修为首的一派，主张英宗对濮王保持父亲的称呼和名义，即称呼濮王为“皇考”（考，就是指去世的父亲）；以司马光为首、台谏为核心的礼官们，主张英宗该称呼濮王为“皇伯”。
初步辩论的结果就是，司马光亲自书写奏议，主旨当然是不能称濮王为“皇考”。
英宗当然不买账，他把这份奏议扔给了中书，继续辩论。
然后，意见又达成了一致——英宗是仁宗的儿子，濮王是仁宗的兄长，英宗应称濮王为“皇伯”。据说，有人提出是是否在“皇伯”后加“考”，连起来便是“皇伯考”，这一提议被吕公著（1018~1089）叫停。
英宗当然还是很不满意。
自己的亲爹，要叫“伯”，这是什么道理？再度交由中书评判。
这回，欧阳修亲自执笔，认为英宗应称濮王为“父”，并扩大讨论范围。这个提议一出，不仅侍从和礼官们表示反对，连皇太后都站出来表示不妥。
辩论还在激烈进行。
治平二年（1065）八月，司马光上表奏议，发出灵魂拷问——“如果仁宗跟濮王都活着，官家您称谁为‘皇考’呢？”
显然，如果仁宗还在世，这就是太上皇了。那么英宗必须称仁宗为“父”，称濮王为“伯”。现如今仁宗已逝，英宗便要反其道而行之——司马光的拷问来了：官家您岂不是成了反复无常的小人了吗？
看到这里，我们现在都觉得：嗨！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虚名，一个称呼而已嘛！至于这样激烈争论、引经据典的，人都没了，争到最后有什么意义吗？
当然有。
“濮议”，看似是一场父亲的“名义”之争，实则关乎着当时的“国运”，是国家的一等一大事。
在古代，一个称呼便是名义，一旦一个称呼定型，称呼和被称呼的双方就要有各自需要实行的义务和权力以及责任。
从家、国到天下，无论是在家的父母，在朝堂上的君臣，这些称呼构成了人们互相的关系，也表明了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也服从属于自己的那份“称呼”，这样，一个国家才能运转，一个家庭才能和谐。
所以我说，为了一个称呼，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虚名”问题，这关乎国家的命运。
我们带着这样一种观念来看英宗：对于他来讲，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这样的问题就更加严肃，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兴亡、社会的运行以及其私人的权势展现，外加一些个人的情感。
英宗常年在仁宗的“阴影”下生活，必然郁积了一些情绪，这是很正常的。仁宗把他当“备胎”，这个感受会是好的吗？会是积极向上的吗？当然不会。所以仁宗去世，英宗就表现得很冷漠，顺带对他的“妈”（即曹皇后）也很冷漠，甚至一度暗战冷战。
当皇太后撤帘归政、英宗独掌大权后，他为自己的亲生父亲争取一个正式的名号，其实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这并不合法。视礼法如生命的司马光们是绝不会让步的。但是另一派，欧阳修们便极力寻求一些合法的说辞，比如他修的《新五代史》就认为英宗对其亲生父亲保留一个“父亲”的称呼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这是值得推崇和拥护的。
两大派别相争，表面上看，好像是就“礼制”进行辩论，但是很快，便演变成一种“站队”行为、演变成一种政治行为和权力行为。
这个时候，有两个队伍——
1）站在皇帝英宗这边，打破礼制的束缚，坚持给濮王“皇考”的名号；
2）站在皇帝的对立面，坚持礼法和礼义的秩序，坚持濮王只能赋予“皇伯”的称号。
每个人都需要站队。宰相府这边，以欧阳修为首、韩琦为辅的一班人马，为“皇考派”。另一边，便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公然和皇帝叫板，为“皇伯派”。
我们现在来看，“皇伯派”简直是不可理喻，这是拿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是生命（不过在宋朝还好，要是在明朝和朱元璋叫板，看看后果是什么）来开玩笑、当赌注呀。
需要站在哪队？是坚持礼义、和皇帝死磕到底还是打破规制、追随皇帝的意愿？
这是一个需要所有人去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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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