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都崇尚冒险，觉得那样才够英雄气概。如果堕胎是合法的，你完全可以拒绝替人堕胎。基于你的观点，你甚至应该拒绝。可是，目前堕胎仍是违法的，你又怎么能够拒绝呢？
——约翰·欧文《苹果酒屋的规则》
合上《苹果酒屋的规则》，最先联想到的竟然是莫言的《蛙》。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本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不同国情下的同一个故事——关于生育，关于堕胎，关于规则。
1976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中，第一次区分了统治者对死亡的权力和对生命的权力。他认为现代国家的统治者和君主制国家的君王重要区别是：后者只拥有对死亡的权力，即将人处死的权力，但不具备对“生命”的控制力；而前者在拥有对死亡的权力之外，还则拥有对“生命”的权力，即通过对“出生率和死亡率、再生产比率、人口的繁殖”等过程的控制，实现对“生命”的掌控。这种统治者对生命的权力，就被福柯命名为“生命政治”。
福柯的理论可以在两本小说里找到现实对应——在《苹果酒屋的规则》中，美国的“生命政治”是禁止堕胎。在《蛙》中，中国的“生命政治”是计划生育。
实际上，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堕胎都被视为“不道德”且“违法”的行为。在大部分宗教中，堕胎等同于“杀人”。在不同的文化中，也有相应的伦理观念对其作出解释。但如果追根溯源，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去看待堕胎，其实这只是一种促进人口增长的方法。在古代农业社会，人口即是国家和社会的重要资源，因此杀人是最大的罪行，堕胎亦如此。
所以，“禁止堕胎”是大部分社会自我衍生出的一种伦理体系，宗教和道德将其与“生命”挂钩，从而保证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在多数时候，人们不会怀疑这一规则的正确与否，因为这是一种天然的“政治正确”。
然而，约翰·欧文给我们展现了规则的另一面影响——一些意外怀孕的女子，因为无法堕胎而陷入绝境，有的偷偷摸摸寻找地下医院进行堕胎，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蒙上了巨大的阴影；有的则将孩子生下来后便遗弃，给世界平添一个残缺的生命。年轻的拉奇医生看到了这一点，他决定亲自改变，于是建立一个孤儿院，一边做“上帝的工作”——为那些意外来到这个世上的胎儿接生并照顾他们；一边做“魔鬼的工作”——为那些怀孕不久且不愿生养的女人堕胎。
拉奇医生最钟爱的孤儿荷马不能理解他，因为他的观念和规则制定者一样——每个胎儿都是上帝赐予的生命，他人无权剥夺，至少，他绝不愿意亲手剥夺这些生命。
拉奇医生坚信荷马终将改变他的观念，一直在暗中做着工作。而荷马则在人间游荡了大半生后，才幡然醒悟，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人、总有一些事，是固有的规则无法衡量的。就像黑人女孩罗斯·罗斯被自己的父亲强奸怀孕，一个发生在规则内的悲剧，却无法用规则来消弭。于是，荷马终于选择打破规则，为这个女孩堕胎，从此接替拉奇医生从事“魔鬼的工作”。
“苹果酒屋的规则”就是这样一种隐喻——这个世界上有些规则，诸如法律、伦理、道德……就像贴在苹果酒屋的那张纸一样，是表面的规则，约束人们的行为，以让社会更有序地运行。而另外一些，诸如罗斯先生的刀子、拉奇医生的手术……则是规则之外的规则。你可以不认同它们，却无法否认它们的存在。如果存在即是合理，那么你也无法否认，它们在某些时候，比贴在墙上的规则更为合理。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约翰·欧文的这本小说，我认为它描写了一个规则反抗者的成长史。尽管荷马的成长过程很漫长，甚至差点半途而废，但他毕竟最后重归孤儿院，接过了拉奇医生的手术刀，以“魔鬼”的方式，为那些深陷黑暗的女人带来希望。
对比莫言的小说《蛙》，“姑姑”这一形象则是不折不扣的规则执行者。在计划生育尚未实施的年代，姑姑是一位产科医生，是乡亲们的“送子娘娘”。然而政策风向一转，她便化身“活阎王”，铁面无私地推行计划生育。在国家人口得到控制、计生政策逐渐松动后，姑姑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进而陷入恐惧和忏悔之中。她最终嫁给一个捏泥人的民间艺人，希望通过丈夫手中的泥人，来弥补过去自己过去引流的胎儿。姑姑的一生都活在国家和社会制定的规则中，因此当规则忽然改变时，她便成为了最悲剧的那个人。
事实上，所有人都生活在规则中，面对规则，你可以顺从，可以反抗，可以视而不见也可以甘之若饴，但你不能否认，规则并非世界的本质。规则之外还有规则，认识两者，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做一个反抗者固然光荣，做一个顺从者也并不可耻，重要的是，选择建立在理性之上。
2018/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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