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三得
一得，审时度势，攫[jué]取权力。
隆庆年间，张居正初入内阁，是资历最浅的一位，被称为“末相”，此时，几位内阁学士由于政见不同，权力斗争日渐白热化。首先是高拱与嘉靖时期就任首辅的徐阶之间的斗争，结果，高拱胜利，徐阶被逐；在这一次权利争斗中，张居正保持了观望。一来徐阶是他的老师，需要顾及师生之谊；二来自己人微言轻，即使加入缠斗，也无关大局。此外，最重要的，是他心怀改革大志，力求革故鼎新，横扫时弊，而徐阶却具有保守倾向，希望清净无为，休养生息，反而是高拱与张居正的想法趋于一致，而高拱这个人，又具有隆庆皇帝帝师的身份，具有难以估量的优势，张居正于是采取静观其变的策略，结果是他的老师徐阶告老还乡。张居正这一时期与高拱开始了合作，两人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构想，并初步付诸实施。
然而，六年后，隆庆驾崩，万历继位，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此时张居正在文官集团中的地位已经得到公认，并且威胁到了高拱首辅的位置，而张居正本人也对这一位置志在必得。这是因为，内阁虽然是明代中后期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但是内阁成员的权力极不平衡，首辅的权力基本上相当于宰相，但次辅与普通成员的地位和权力几乎没有差别，除了参与一些意见，根本不具备实质上的决策权。而是否能参与意见，还得看首辅是否想让你参与。当初徐阶做首辅时，就找到了门生张居正来共同草拟《嘉靖遗诏》，而根本没搭理已经成为内阁重要成员的高拱。因此，这种体制决定了，只有成为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才有可能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推行自己的施政举措，所以张居正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和高拱一决高下。这是关系自己命运的时刻，张居正决定不再以静制动，而是主动出击。
高拱性格偏激高傲，目中无人，因此与朝中的太监集团发生了冲突。当时的“大伴”，就是一直陪伴万历皇帝成长的大太监，名叫冯保，不但与皇帝和皇太后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掌握着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关。张居正与冯保秘密结盟，采用了一些并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挤走了高拱，顺利登上了首辅的宝座。
明朝中后期的三位首辅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治世能臣，一时人杰，但由于制度的扭曲，他们不可能在尽展抱负和共同协作间达成妥协与平衡，所以必有一战，而在上位争夺战中，张居正能够审时度势，守时隐而不发，动时一击必中，这种集隐忍和果决于一身的战斗素质，是高拱所不具备的，他的上位，有偶然，也有必然。
同时，张居正上位的时机，也可谓是恰逢其时。万历继位时，只有十岁，一切政事都要交给托孤的三大臣，高拱、张居正和高仪处理，高仪在隆庆末年方才入阁，这样的资历对张居正毫无威胁，所以挤掉高拱之后，就可以从容地大权独揽。不但如此，张居正作为帝师，也充分利用了老师的身份在小皇帝面前树立权威。据说，他曾经在小皇帝背书时，因为背错了一个字而厉声呵斥，吓得小皇帝不敢做声。
依靠着审时度势，牢牢抓住时机，张居正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皇帝的决策权。张居正还通过与大太监冯保结盟，时时监控言官和政敌的举动，打击异己，压制弹劾，消除障碍。通过抓紧权力根源和强有力的盟友，张居正终于走到了权力的巅峰，为施展抱负创造了条件。
二得，任用能臣，举措务实。
封建王朝的权力结构层级复杂，各级官员盘根错节，政策实施障碍重重。因此，没有用人识人的人事管理能力和令出必行、真抓实干的执行力，无论你在多高的位置，也难以实现自己的主张。
张居正任内推行的举措，都是具有针对性的务实措施，反映了他对嘉靖暴政、隆庆怠政之后的明王朝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认识和把握。
“考成法”是张居正任内推行的第一项重要举措。这一办法用于官员的绩效考核。大致是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逐月进行检查销帐。这种问责式管理，提升了官僚体制的办事效率，同时也加强了内阁在整个管理体系中的核心权力。
比如张居正规定，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万历四年（1576年），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种严格的绩效考核使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年时增长了74%，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张居正改革的另一项就是“一条鞭法”这是一种税收机制。过去明王朝是按每家每户的户、地、丁分别计征税赋和傜役，一条鞭法将这个办法改为了按土地和人丁折算白银和货币，由国家统一征收，这样就简化了税制，增加了收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减少了国家的征收成本，商品货币流通也随之得到了发展。由于按田地计征税赋，田多的自然要多交税，财政负担有相当一部分转嫁到了大地主头上，一定程度上对土地兼并具有遏制作用。据史书称，此法推行全国后，“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如此立竿见影的成效也可以说明新税法的有效性。
张居正任内推行的改革还有军事方面的诸多举措。与一般人印象不同，张居正不但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也具有出色的军事才干。他上任之时，北方有北元各部不断骚扰，有时甚至威胁京师安全，南方则是海盗勾结倭寇作乱。究其原因，主要是朱元璋立国之后，为了防备武人威胁皇权，刻意削弱武官权力，每至出征时，都以文官监军，文官往往不懂军事，造成连战连败。为改变这种局面，张居正大胆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利用自身权力，千方百计为其扫清障碍，令其放手施为。特别是戚继光，他与张居正志同道合，交情甚深，他对北方驻军的改革，重修长城等，都是张居正力排众议，全力支持下达成的。张居正还亲自谋划了北方抗击蒙古军队入侵的三次战役，三战三捷；此后，更是利用蒙古诸部的内部矛盾，巧使离间计，使得北方获得了难得的十余年安定。
三得，灵活变通，因势利导。
张居正虽然在绩效考核上一丝不苟，但他却并不是一个刻板的人，这一点和他务实的作风是联系在一起的，准确地说，张居正其实是一个看重结果的人，对于过程如何，并不计较，说得不好听的话，就是有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意思。早在他入阁之前，因为老师徐阶和严嵩是对头，一般人夹在中间往往很难做人，但张居正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但和徐阶师生情谊甚好，还能让严嵩对他另眼相看。但事实上，张居正对严嵩极其厌恶，一次和一个同事闲谈，不小心说漏了嘴，说道，“不要拿我和老贼相提并论”，幸好当事人中没有严党的奸细。
张居正的这种但求结果，不问手段的性格，还表现在“夺情”事件上。明朝按照程朱理学的规范，官员在父母去世后，需要回乡守孝三年，称为“丁忧”。虽然大多数时候，官员都遵守这一规定，但官场如战场，一日辞官，可能意味着此前的努力奋斗全部化为乌有。而皇帝因为有时无法离开一些重臣，也会动用皇权挽留一个官员，称为“夺情”，这种事此前也有先例，但并不多见。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亡故，照例要回乡丁忧，但可以推测，自身主导的改革正在关键之时，朝廷内反对自己的保守派的声音还此起彼伏，此时离开，此前的努力极有可能付诸流水，所以张居正肯定是不愿意离开的。而万历皇帝和皇太后商议之后，也决定“夺情”，把张居正留下来。
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件事中，张居正是否对皇帝和皇太后施加了影响，但皇帝一方坚持这就是自己的意思，张居正则坚持要求回家丁忧，反对夺情的官员则指责张居正虚伪，正是他授意皇帝夺情。最后的结果，张居正同意留任，反对夺情的很多官员都以藐视皇权的名义受到了重罚。聪慧如张居正，不难想到这件事使得他得罪了大多数维护理学正统观念的官吏，必然留下严重的隐患，然而，张居正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有人认为他是出于对权力的迷恋，但我们更愿意相信他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计后果。
还有一次，北方击退了来犯之敌，由于北方的驻军有的是原来的驻军，有的是戚继光调任蓟州总兵后带来的南方士兵，南北军长期不和，北方有两镇的驻军抢先邀功，报到了张居正那里，张居正明知此事乃是虚报军功，但为了维护北方的稳定，不但首肯了这次不实的表章，还告诉戚继光不要为此争执。可见，张居正的行事作风，往往不被形式教条所困，着眼于更长远的大局，为了更大的利益可以牺牲程序公正，甚至牺牲既定原则，这样做的好处和坏处恐怕也难以一概而论。仅从张居正的改革举措来看，这些超越规矩、利用特权和权谋策略，“不走寻常路”而达到的目标不在少数，虽然大多数事情的结果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