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情况下的明星工作室避税行为，实质上与一般企业的避税策略并无显著差异。这种行为尽管在法律层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道德标准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避税与偷逃税务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被称为税收筹划，后者则明显违法。若要彻底解决此类问题，唯有通过修订法律途径，否则，以现有法律框架，明星工作室通过地方政策优惠进行税收筹划的方式，仍将难以触及。华为、阿里等大型企业亦有其税收规划系统，修改法律将带来深远影响。尽管如此，大部分明星的避税行为并非仅限于税收筹划。例如，阴阳合同等违法操作，明确构成了犯罪行为，因此，偷逃税款的指控成立。避税的辩解在此显得无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明星作为高税收群体，其避税后的税款缴纳，仍能抵消许多其他纳税人的税款。地方工作室虽不直接促进地方就业或经济发展，却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亮丽的GDP数字，满足了地方政府追求表面工程的需求。这种用个人利益换取集体面子的策略，形成了所谓的双赢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