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掀起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世界发达国家为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均致力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争相发
展具有战略性和先导性的新兴产业。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遇到越来越多技术上的“天花板”，为寻求解决瓶颈问题和抗衡国际竞争的突破口，我国在2010年颁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为基础，然而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缺乏的被局面一直未能扭转。产学研合作作为国家创新系统的子系统，能够为企业与大学或科研机构架起一座技术桥梁，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技术研发和重点领域突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产学研合作通过联合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资源和力量协同攻克产业发展中的知识和技术难关，促进技术突破和产品创新，从而形成新产品和新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兼具战略性、创新性和前沿性，其产学研合作具有较为不同的特质，在理论上为产学研合作的研究提供了更高的平台，为深化、完善产学研合作提供了新的载体和机会。因此，系统深入地研究战略性产业产学研合作的机制和绩效，对丰富和完善产学研合作理论体系、深化产学研合作，从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突破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创新理论、战略联盟理论和三螺旋理论的产学研合作基础理论，构建了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学研合作的动力机制、利益机制、协同机制和政策机制，探讨了影响产学研合作建立的相关因素，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然后进一步梳理分析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学研合作的基本现状。在此基础下，选取两个视角进行实证研究，一是利用微观调研数据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学研合作及影响因素的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二是利用中观行业数据测度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学研合作的绩效及改进方向。并深入探讨了国际产学研合作先进经验和启示。首先基于国家重大攻关项目课题组于2012年至2013年对全国七个省市426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调查问卷所得到的微观调研数据，从产业角度出发，考虑产学研合作的异质性，将“产—学”和“产—研”两种合作区分开来，利用logistic二项回归模型分别对影响其建立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然后利用logistic多项回归模型对产学研合作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得出“产—学”合作和“产—研”合作所受到的影响因素有所区别：“产—学”合作主要受创新绩效和税收优惠的影响，“产—研”合作主要受R&D强度和所有权结构的影响。不同产学研合作方式的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联合研发合作方式受研发强度、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受企业内部研发活动、企业规模的消极影响；技术转让合作方式受创新绩效因素的积极影响，受企业规模的消极影响；咨询服务合作方式受研发强度和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其次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2009-2014的17个细分依托行业大中型企业的数据，采取DEA超效率模型测度了产学研合作的效率及投入产出的不足度与冗余度。研究发现，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并不低，但行业间差异大，两级分化明显，仍有较大提升和改善空间。产学研合作创新效率的不足主要来自于纯技术效率的无效；产学研合作产出不足度较为严重，投入冗余度相对较轻，其中产学研合作直接投入的投入产出转化效率最为低下。然后研究了美国、英国、日本和台湾等典型发达国家及地区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机制等，结合前文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学研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等的分析，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为我国产学研发展提供启示。进而研究认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学研合作发展还需重视政策引导和环境建设作用，加强大学/科研机构的研究与应用结合功能，引入风险资本完善融资体系和大力引进、培育高端科技人才。最后，对本文主要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包括：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是否建立产学研合作主要受到技术创新因素、结构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技术创新因素的影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产学研合作创新绩效并不低，但行业间合作绩效差异较大，两级分化明显；总体上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对产学研合作效果的满意度较高，在成效上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学研合作实现了重点行业的关键技术突破，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然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并指出研究的不足之处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