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承晚与临时政府的关系错综复杂。贯穿李承晚独立运动活动始终的,一直有两条相互矛盾而又相互交织的主线:一是在他对内反对临政法统论时,不拒绝对外争取列强承认临时政府;二是他在坚持汉城政府法统论且为欧美委员部争取法统性和官方性时,又不拒绝临时政府任命的外交职务。两者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四个阶段:同床异梦期,藕断丝连期,同舟共济期与同室操戈期。总体而言,李承晚在争夺国家权力与建国问题上胜利了,而在汉城政府法统论之争上最终还是失败了。
关键词：李承晚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韩国独立运动汉城政府法统论临时政府法统论
李承晚与临时政府的关系非常复杂,充满矛盾。一方面,李承晚外交活动的最大目标是从欧美列强那里获得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半岛独立的承认,他认为列强对临时政府的承认是朝鲜半岛走向独立的关键(1)。另一方面,李承晚又经常做些有损临时政府权威的事情,特别是在他被罢黜大统领(2)之后,对外宣称汉城政府法统论,拒绝承认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因此,贯穿李承晚独立运动活动始终的,一直有两条相互矛盾而又相互交织的主线:一是在他对内反对临政法统论时,却不拒绝对外争取列强承认临时政府;二是在他坚持汉城政府法统论且为欧美委员部争取法统性和官方性时,又不拒绝出任临时政府任命的外交职务。简单来说,他们的外交目标与外交行动基本上是一致的,而政治目标与独立方式却多有分歧与纠葛。他们之间的关系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同床异梦期(1919.3～1925.3)、藕断丝连期(1925.3～1941.6)、同舟共济期(1941.6～1945.11)、同室操戈期(1945.11～1948.8)。
一 同床异梦期(1919.3～1925.3)
所谓同床异梦是指李承晚在任临时政府大统领期间,与临时政府既为一体又有矛盾,既有共同利益又有权力冲突,既同仇敌忾,又各自为政,纠葛不清,同体异心。二者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对华缔交外交、对苏俄结盟外交与对美请愿外交上。为让国际社会承认临时政府和承认朝鲜半岛独立,双方奔走号呼,积极开展对中、美、苏俄以及国际联盟的外交。
对华缔交外交主要表现为李承晚主政的临时政府与孙中山主政的中国护法军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二者实现了外交承认(3)。这是临时政府存续期间,唯一一次获得正式外交承认。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中国护法军政府的短命,这一正式外交承认很快夭折。当时的中国护法军政府也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两个尚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之间的相互承认与外交联系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从国际法上来说并不被认可,这为后来国民政府没有正式承认临时政府埋下了伏笔。国民政府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使命与遗愿,继承了对朝鲜半岛独立事业的扶持与扶助,然而,由于国际条件的限制,未能继承孙中山对临时政府的外交承认。
对苏俄结盟外交主要体现为临时政府与苏俄政府间的秘密外交关系。这一时期李承晚对涉苏俄外交并不排斥,持开放态度,不仅在施政措施中明确要求完善对俄外交,而且授权赴苏俄开展外交活动的使者转交其签署的国书。当时临时政府对苏俄外交有较为坚实良好的基础:①同为远东三大革命运动之一的俄国十月革命与韩国三一独立运动有某些相似之处,两国面临较为相同的大背景;②临时政府内部存在拥有相当实力与影响力的亲苏俄势力,代表人物为李东辉和朴容万,他们多次筹谋借其力量反抗日本,并在中俄边界积蓄武装力量。因此,扩展对苏俄外交以打开财路、获得外交支撑成为临时政府外交的工作重心之一。临时政府开展对苏俄外交主要有三个目的:①获取经济援助,以解燃眉之急;②培植军事力量,以开展武力抗日斗争;③赢得外交承认,以提升临时政府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将大韩独立问题国际化、外交化(4)。对苏俄结盟外交的具体实施主体为李东辉、朴容万等临政内共产主义左派,不仅筹措到些许贷款资金(5),而且与苏俄签订了秘密的有军事合作、互为攻守性质的《韩苏条约》(6)。然因临政内部对苏俄援助资金的使用不当与矛盾、李东辉和朴容万等共产主义势力的退出以及苏俄输出共产革命的功利性,苏俄政府单方面取消了与临时政府的秘密协议,中断了与临时政府的秘密外交关系。临政对苏俄外交以绝交收场,使临时政府丧失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和外交支持力量。
对美请愿外交主要体现为临时政府向美国政府单方面要求承认半岛独立的外交攻势。其实施主体是临政特使与李承晚本人及其一手缔造的欧美委员部。因李承晚赋予欧美委员部大统领直属外交机构的性质,临时政府对之虽有微词,但在该时期并未激烈反对。二者为了获得美国政府承认临时政府和半岛独立,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期间积极开展请愿外交,多有合作(7)。当时由于美国将半岛独立问题视为日本内政问题,不承认临时政府,以临时政府官方途径向美国政府提出半岛独立问题的渠道是不畅通的。于是,李承晚等采取迂回战术,试图借参加国际和会的机会,向国际社会提出韩国问题,从而将韩国问题国际化和外交化,施压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以促使半岛独立。
在巴黎和会期间,李承晚与临政代表金奎植援引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多次向和会及美国政要提出请愿,要求巴黎和会承认韩国独立,要求英、美、法、意四国给予临时政府代表金奎植发言权(8)。美国政府则称,由于日本认定朝鲜半岛为日本所有,所以总统威尔逊的宣言不适用于日本领土,将朝鲜半岛恢复到以前状态是断然不可能的;朝鲜半岛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如同英国的殖民地埃及问题一样,纯属日本内政问题;而且美国政府对日本以残酷手段镇压动乱的报道表示怀疑,认为那些夸张的报道是排日情绪煽动所致(9)。
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李承晚亲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代表团团长,多次向美国政要与华盛顿会议提出请愿书,要求解决韩国问题,希望美国代表团给予临时政府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机会,警告称:“大会如不解决朝鲜问题而闭会,将祸亚洲之良知,害亚洲之和平,并扰乱国际交谊。”(10)请愿书中最强有力的内容是向华盛顿会议提出了九个条件:①承认大韩民国为完全独立国,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②大韩民国国境为1910年8月22日韩日合并时的韩国国境;③自1876年2月26日在韩国江华缔结的韩日修好条规起,至1910年8月22日在韩国京城强迫缔结的韩日合并条约,完全废弃韩日之间的所有条约及约束;④自华盛顿会议承认大韩民国独立之日起,两周内,日本将朝鲜总督及其属僚和海陆军全部撤退至大韩民国国境以外;⑤日本现在韩国国内所拥有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及其一切设施,无条件、无偿地还给大韩民国;⑥自1905年11月17日强迫缔结韩日协约时起,至承认大韩民国独立之日,日本对其施加给韩国及韩国人民的暴行负赔偿责任;⑦自1919年3月1日韩国独立宣言之后,日本和第三国之间新缔结的有关韩国的条约或约束除外,日本现在韩国领土上所拥有的权利和所负的义务,由大韩民国拥有和担负;⑧取消1915年5月9日日本与中华民国缔结的二十一条协约;⑨一个月之内,日本从西伯利亚东部和桦太(11)北部完全撤兵(12)。
然不平等国际殖民体系与列强弱肉强食的特性将李承晚等临时政府代表拒于和会大门之外,两次和会请愿外交均以失败告终。令人唏嘘的是,在李承晚与临政合作请愿的同时还夹杂着二者的矛盾,主要体现为:李承晚对执政官总裁头衔的偏好与混用及其引发的非议;临政对任命李承晚为政府首脑的分歧与争议;临政对李承晚僭越大统领署名之违宪说;临政对委任统治外交的谴责与批判;临政与李承晚就在美所筹款项的使用与分配的矛盾;临政对李承晚不在政府驻地施政与活动的责难;临时议政院对李承晚的弹劾罢黜案;等等(13)。这些矛盾让临政的威信与影响力几乎被耗尽,直至影响了临政的外交效果与最终命运。
二 藕断丝连期(1925.3～1941.6)
所谓藕断丝连是指李承晚被罢黜大统领之职后(14),一边基本上跟临时政府分道扬镳,宣扬汉城政府法统论,与临时政府争夺独立运动的主导权和领导权,一边又不拒绝临时政府令其处理对美外交的任命。事实上,这一时期,二者关系并未出现实质上的修复,只是在断的大前提下偶有“丝连”。
李承晚与临时政府之所以走向分裂,除了临时政府内部错综复杂的宗派权力争斗外,李承晚的个性和政治领导特性也难脱干系。如,有学者认为,李承晚属于康威(Cornway)领导类型学中所界定的“大众强迫者”(the Crowd Compeller)类 型(15),这 一类型的政治指导者,并不在意大众的心声和意愿,而是利用自己的思想观念对追随者煽风点火,令追随者为之痴狂,对之唯命是从。有学者认为,李承晚属于政治学家拉斯韦尔(Lasswell)界定的“政治类型”(Political Type),或赖斯曼(Reisman)界定的“内部指向性”(Inter-directed)类 型(16)。“政 治类型”的特征是,在跟他人比较时内心深处最强调的是跟其他价值关联在一起的权力,而“内部指向性”类型是人性中极端化的一种。不管将李承晚界定为哪种类型,其共同特点是,李承晚具有极强的权力欲、不妥协性与不合作性。
李承晚的这一政治领导类型使之将自己的政治信念和判断绝对化,要求其他团体与个人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他的命令。对他来说,个人的权威远远优先于政府组织的权威,他需要的是追随者和崇拜者,而不是同伴与合作者,就如大韩人同志会将之拥戴为“总裁”和“首领”,对之绝对服从、绝对忠诚一样,他希望临时政府也将他拥戴为绝对的指导者与领袖,毫无异议地贯彻他的意志。从他对高宗等人的抱怨言词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刚愎自用、唯我独尊、主导意图以及统治欲,他称,“如果十余年前高宗听从我的话,今天就不会受到日本的羁绊。如果闵泳焕听从我的话,就不会遭受自刎的屈辱。如果在美同胞们听从我的话,今天派系林立、相互纠葛的弊端就会消失”(17)。总之,李承晚是一个将个人权威置于组织、制度以及程序之上的领袖人物,他混合利用东方儒家传统中的家长制、西方基督教救世主思想和精英理念在骨子里形成了人治而非法治的政体观念,强调政府组织要绝对服从领袖而不是权力制衡,因此,除了培养了大批追随者,他还“制造”了更多的政敌与批判者(18)。
李承晚被罢黜之后,主要在美国通过欧美委员部、大韩人同志会以及侨民团经营独立运动事业。他脱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另扯独立运动的大旗,其凝聚力与号召力的根基与源泉,是鼓吹汉城政府法统论,把汉城政府法统论视为对抗临时政府的武器与法宝,他声称要维持汉城政府的法统,不能让聚集于上海的政客任意更改,继续运营欧美委员部以遵行汉城政府的法统和临时约法精神(19)。当李承晚遭到来自临时政府的指责与批判时,他能拿起的武器与挡箭牌就是汉城政府法统论。因为欧美委员部是李承晚以执政官总裁的名义成立的,这一头衔即汉城临时政府所授,追溯到汉城临时政府也就为欧美委员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找到了根源和正统。李承晚以汉城临时政府的法统攻击临时政府的实际掌控人,谴责他们违法妄行,指责他们违背汉城政府的法统,控告他们对自己的弹劾与免职违背宪法,不承认第二届临时大统领(朴殷植)与临时议政院议长(崔昌植)。
但在分裂的主流之中,偶尔也夹杂着合作支流,特别是在金九主政临时政府之后,临时政府与李承晚的关系逐渐有所缓和,临时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偶尔任用李承晚。如,1932年11月10日,任命李承晚为特命全权首席代表,赴国际联盟和各友邦,商榷韩国自主独立等外交事务(20)。1933年3月6日,临时议政院选举李承晚为九位国务委员之一(21)。1934年4月2日,临时政府任命李承晚为驻美外务行署外务委员(22)。4月18日,临时政府国务委员集体签署了选任李承晚为外务部驻美外务行署外务委员的选任状(23)。4月20日,外务总长金奎植向李承晚发送临时政府第8号函,称“国务会议依照约宪通过在各地设置外务部行署的决议,选任贵下为驻美外务行署外务委员兼任秘书长,敬请从速将行署施设情况通报外务部,附送两个秘书选任状”(24)。
事实上,这一时期李承晚被起用只是功能性的、机动性的或试探性的,而非机制性的和长期性的,临时政府对之采取既拉又压、既用又防的两手策略。既想利用李承晚的名望提升临时政府的国际知名度与地位,依赖李承晚开展对美外交,又注意分化和制约李承晚的对美外交权,防止他专权坐大。如1933年12月30日,李承晚的国务委员职务被临时政府依据临时宪法第32条“满期解任”(25)。1934年至1936年间,临时政府在任命李承晚为驻美外务行署外务委员的同时,先设置了五个驻美财务行署,将外交权与财政权分离;不久,又在美国增设了一个外务行署和财务行署,将财务权与外交权分散化和多元化。这不仅缩小了李承晚的职权管辖范围,还避免了李承晚通过外交涉足财务。1936年7月6日,临时政府又以李承晚任职期间没有特别的外交计划和外交方法、无所创新为由,解除了李承晚驻美外务行署外交委员之职,不久却任命跟李承晚对立的玄楯为夏威夷宣谕委员。临时政府对李承晚时用时免的做法,使二者关系难以真正修复,难以有机地联系起来和顺利合作,不过,自1932年临时政府起用李承晚之后,大韩人同志会恢复向临时政府财政部缴纳人头税(26)。
这一时期临时政府之所以再次起用李承晚,原因有二。第一,金九与李承晚的个人关系。金九是李承晚弹劾案中坚决的拥李派,而且是畿湖派的核心,一直与李承晚保持联系。金九在被选为国务领掌握临时政府之后,一直试图恢复临时政府与李承晚的关系。在金九影响下,临时政府避难流离时期成为双方修缮关系的最佳时机。第二,时值李顿调查团来华,临时政府需要外交人才在国际联盟开展外交活动(27)。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在中国的强烈要求下,1932年1月21日,国际联盟成立李顿调查团调查满洲事件(28)。10月2日,李顿调查团公布了日本侵略满洲、满洲为中国领土的调查报告书,并将在国际联盟中讨论该报告书。金九主导的临时政府认为,这是在国际联盟呼吁韩国独立的极佳外交时机,于是派李承晚为特命全权首席代表赴国际联盟呼吁韩国独立。李承晚受命之后曾赴巴黎、伦敦、莫斯科寻求机遇,后赴瑞士日内瓦向国际联盟开展外交活动,宣传韩国独立,宣扬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为韩人的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承认临时政府,给予韩国独立。但直到1933年2月国际联盟会议通过了李顿调查报告,依然没有实现要国际社会承认临时政府以及韩人独立的外交目标,尽管如此,国际事件与国际动态为李承晚被起用提供了契机。
三 同舟共济期(1941.6～1945.11)
所谓同舟共济是指远在美洲的李承晚被驻在上海的临时政府正式任命为驻美外交委员长和驻华盛顿全权代表之后,二者合作致力于对美外交,以求获得国际承认和国家独立。
至1941年,美洲韩人社会要求统合独立势力的声音越来越大。临时政府承认海外韩族大会成立的驻美外交委员会为临时政府外交代表机构。由此,1941年6月4日,临时政府正式任命李承晚为驻美外交委员长和驻华盛顿全权代表,命其取得美国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外交承认和军事资助(29)。6月6日,临时政府主席金九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通告对李承晚的任命,希望罗斯福延续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从外交上承认与接受任命。这一国书式的任命信函被退了回来,但后又被李承晚再度寄送给美国总统(30)。自此,李承晚与临时政府的关系得以正式修复,开始了机制性的常规联系与遥相合作。
二者的合作不仅体现在对美外交的一致上,共同致力于承认外交(31)、反托外交,争取参与筹建联合国的外交,而且体现在当韩族联合会争夺在美外交权时,临时政府对李承晚的坚决支持与维护上。这一时期,李承晚与临时政府的关系基本上是顺畅的、合作的、友好的和相互支持的,少见分歧与拆台、谴责与批判,反而是各自的内部与后院不太稳定,多现分歧与纷争。临时政府内部主要是政党之争,而美洲韩人社会主要是大韩人国民会与韩族联合会跟李承晚势力之间的权力争斗与利益纷争。
虽然李承晚在美国政界、新闻界、学界、出版界和宗教界广有人脉,并多有接触美国国务院、军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但是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李承晚开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效果,除了获得国际认可半岛独立外,没有完成让国际社会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这一艰巨而又紧迫的重任。
四 同室操戈期(1945.11～1948.8)
所谓同室操戈是指临时政府解体归国之后,就如何建国问题,临时政府派一直争取以临时政府为班底在南北统一基础上进行建国,李承晚起初虽然声称支持在临时政府班底基础上进行建国,但迅即转而依靠美国另起炉灶,鼓吹南方单独建国,宣扬汉城政府法统论,跟临时政府派争夺正统性和统治权,甚至不惜同室操戈。这一时期李承晚与临时政府的关系有两个鲜明特征,即争统和同室操戈,所谓争统有两个含义:一是争正统,一是争统治。
争正统即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汉城临时政府之间的法统之争,主要体现在李承晚派与临时政府派之间的纷争上,始于各地临时政府成立之初。李承晚的个性与权力欲,决定了他并不甘于被罢黜大统领之职,不甘于听从临时政府对欧美委员部的废止令。不甘消沉和退让的李承晚拿起汉城政府法统论来维持自己在独立运动中的政治地位和欧美委员部的命脉,由此激化了临政法统论与汉城政府法统论之争。两大法统论均有自己的逻辑与承继沿革。独立运动期间,临政法统论的逻辑为:三一运动(众多国内外临时政府—统合后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三府统合,沿用上海临时政府的国号与政府驻地,以上海临时议政院为主体进行议会统合,以汉城临时政府为主体进行内阁统合),主旨是维护驻地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正统性。汉城政府法统论的逻辑为:三一运动(汉城临时政府—汉城临时政府吸收其他临时政府改组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实行三权分立与大统领制,其驻美官方代表机构为欧美委员部),旨在维护欧美委员部的正统性和李承晚的政治权威(32)。可以看出,李承晚的汉城政府法统论否认了三府统合前其他临时政府的正统性,只认汉城临时政府的法统性,主张统合后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在承继汉城临时政府法统与内阁基础上成立的,以汉城临时政府名义成立的欧美委员部是合法的,宣扬汉城政府吸收论,而非三府统合论。他认为,统合后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虽曾一度继承了汉城临时政府的法统,但它非法废止欧美委员部和罢黜大统领,是违宪的,偏离了汉城临时政府的法统,失去合法性,而欧美委员部却一如既往地坚持并承载汉城临时政府法统,其主导的独立运动是合情合法的。
由于李承晚不认同临时政府对他的弹劾免职,不认同临时政府对欧美委员部的废止,进而转化为对临时政府的不承认,为了维持自身及欧美委员部的政治生命与正当地位,汉城政府法统论就成为他最为有力的武器。李承晚多次宣扬和声称汉城临时政府的正统性和永久性,称其为“永久政府”(),以此来证明他作为汉城临时政府执政官总裁的正当性与有效性(33)。事实上,当1919年9月汉城临时政府、上海临时政府与海参崴临时政府三府统合之后,就不应再有“上海临政”或“汉城政府”之称,而应统称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但由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地在上海,世人习惯以“上海临时政府”简称之,也就容易导致将统合前的“上海临时政府”与统合后的临时政府相混淆,从而给质疑临时政府法统性之人以借口与可乘之机。李承晚几乎不在上海办公,游离于上海之外,这就使他与留守上海的临时政府领导人如李东辉、安昌浩等有了鲜明的地域区别,李承晚除了依靠临时政府赋予他头衔、地位与权力之外,对非由他筹建成立的临时政府并无太多感情,而是以大统领之权在美国完全通过欧美委员部处理外交、内政、财务、宣传等诸方面的事情,使欧美委员部虽有驻美外交机关之名却具有了跟临时政府分庭抗礼的俨然代政府之实,导致临时政府与欧美委员部之间管辖权纠葛与名分之争,进而演化为李承晚大统领与临时议政院的府院之争。
当临时政府废止和取缔他的一系列头衔与特权时,他重新启用了汉城临时政府赋予的权力,批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偏离了汉城临时政府法统,失去了正统性与法理性。面对李承晚以汉城政府法统论为根基和逻辑、以欧美委员部代行汉城临时政府之职权、谴责和不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言行,实际执掌临时政府的安昌浩、朴殷植等人当然不甘示弱,坚持临政法统论,以临时政府是三府统合后的唯一名正言顺代表朝鲜半岛主权与独立运动的合法政府为由,批驳与指责李承晚的汉城政府法统论,谴责李承晚的分裂与僭越行为有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权威、法统与凝聚力,掀起临政法统论与汉城政府法统论之争。
李承晚与临时政府之间的汉城政府法统论与临政法统论之争并未因20世纪30年代二者的偶尔合作而消停,也未因40年代的关系修复而消失。因为,即使临时政府重新起用了李承晚,依然没有解除对欧美委员部的废止令,依然不承认欧美委员部为临时政府的驻美代表机关。尽管后来李承晚借壳(驻美外交委员会)上市(欧美委员部),使欧美委员部具有官方代表机构之实,二者实为同一机构,但在临时政府法理上,合法的是驻美外交委员会,而非欧美委员部。因此,李承晚为了自身苦心经营的欧美委员部的法统与官方性,一直坚持汉城政府法统论。他在1945年7月25日致函美国远东司代理司长罗克哈特(Frank P.Lockhart)时还称,当汉城宣言(Seoul Announcement)被接受后,上海与西伯利亚两个政府“自愿放弃他们的方案(Programs),加入汉城政府(Seoul Government),它是由牺牲数千韩人的生命得以存续的”(34)。此时,即便李承晚身为临时政府驻美外交委员会委员长,而且已经宣布承认迁驻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仍不忘向外宣扬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继承的是汉城政府的法统性。直到1948年5月31日,李承晚还以首届制宪国会议长的身份在开院式致辞时再次强调汉城政府法统论(35)。金九对李承晚提及汉城政府法统论虽然避而不谈,但也流露出难以苟同之意(36)。
争统治即双方对半岛统治权的争夺。李承晚与临政之间的法统论之争实是独立运动时期临时政府内部派系争斗的结果。独立运动期间,是为了争夺临时政府与独立运动的主导权与控制权,在美国军政府时期,是为了争夺建国的统治权与支配权。二战后,由于临时政府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被迫于1945年11月解散,临时政府要员以个人名义回国(37)。此时韩人主要派别有:金九为代表的临时政府派,李承晚为代表的欧美派,吕运亨和朴宪永()为代表的朝鲜共产党()右翼,金日成为代表的朝鲜共产党左翼。各派就如何建国展开了角逐与争斗。
起初,吕运亨、朴宪永领导的朝鲜共产党捷足先登、抢占先机,在朝鲜半岛南部组织了建国准备委员会(,简称“建准”)与朝鲜人民共和国(,简称“人共”),但该组织既没有得到国内其他三大派别的支持,也没有得到美、苏等国的扶植,很快被美国军政府强令解散。李承晚在归国之初,曾于1945年11月7日公开表示服从临时政府,支持金九及临时政府各成员,在没有签署正式协议的情况下,他将不会建立与其他政府的关系(38)。但李承晚早临时政府要人一月之余归国,加之其在独立运动时期与国内势力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迅速地掌握了国内政治势力的底细。随着临时政府的解体及左右合作的失败,李承晚再次获得了与临时政府派争正统和争统治权的机会。金九反对南北单独建国,坚持南北统一建国。1948年2月发表《向三千万同胞泣诉》的声明,反对南方单独建国建府。1948年4月,金九一度与金奎植、赵素昂等越过三八线赴平壤跟金日成协商统一建国事宜(39),未果。而李承晚坚持分段建国的路线,并赴美国和中国寻求支持。金九与李承晚建国理念的差异使双方逐渐走向决裂,曾经致力于独立大业的战友和僚属,却走向了“最危险的政敌”(40)关系。
虽然李承晚与美国军政府最高长官乔治·霍奇(John R.Hodge)和美国杜鲁门政府有着深刻的摩擦与纠葛(41),但美国再也找不出比李承晚更合适的代理人,经过诸多迂回曲折,美国认同和允许了李承晚的分段建国模式,即南方单独建国案。1948年8月,李承晚在国内众多反对之声中、在美国扶植之下成立了大韩民国。李承晚单独建国虽然阻止了美苏英托管朝鲜半岛的方案,但造成了南北分裂。不久,跟李承晚政见相左的金九、吕运亨遭遇暗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赵素昂、金奎植等被迫加入北方。在朝鲜半岛南部,随着主要政敌被一一清除,李承晚完全掌控了大韩民国统治权。
总之,李承晚与临时政府之间的恩恩怨怨,临政对欧美委员部正统性与合法性的质疑,随着大韩民国的成立及欧美委员部变身为大韩民国驻美大使馆等而日渐成为历史。在李承晚执政的第一共和国时期,李承晚的众多传记中更多宣扬的是开化运动而不是独立运动,甚至连跟临时政府有关的事实都基本不记述(42)。李承晚对临时政府法统讳莫如深,对曾被弹劾罢免刻骨铭心。在第一共和国时期,临政法统论被压制,难以提上台面。直到李承晚倒台之后,临时政府才逐渐被承认和宣扬,并被历届韩国政府奉为前身和正统,上海也被奉为临时政府的发源圣地,临政法统论终于压倒了汉城政府法统论,临政法统论与汉城政府法统论之间旷日持久的论争才算落下帷幕,由现实政治之争走进了历史研究的视野。临时政府在政治、外交与军事等领域所做出的独立事业也广被半岛内外奉颂,尽管未获得国际社会承认,但在事实上继承与延续了韩人政府的对外关系,奠定了近代中韩、韩美关系的基调。可以说,李承晚在争夺国家权力与建国问题上胜利了,而在临时政府法统论之争上最终还是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