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我去莫斯科学习的时候，认识了几位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大学生，他们对那时候发生在香港的暴力事件的意识形态光谱从同情到死忠都有，对他们的接触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感触，正好与这个事件相关，借此分享一下。
在那之前，我本身在美国的社会学学术圈混了不少年，或许绝大部分美国人并不认同这一点，但是在被称为是学术界的共产主义者的北美社会学学术圈中，主流学者们都是立场鲜明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歧视。或许对于这些名词的定义略有不同，对美国这个国家在帝国主义这个层面的角色有所争议，有些学者会认为美国可以作为保护世界公平正义的救世主，有些立场鲜明的学者则会毫不犹豫地抨击CIA在世界各地推动内乱，美国掌控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贷款和金融霸权压迫发展中国家的行为。但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尤其是对英帝国殖民世界，迫害包括但不限于印度，中国，北美原住民等等地区人民的历史都是毫无保留，也毫无争论余地的批判。包括我的一位来自英国的教授，在谈到鸦片战争的时候，都会说：“这绝不是我作为一名英国人感到自豪的一件事。”这样鲜明的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也从我进入社会学这个专业之后牢牢地刻在了我的大脑里，可以说这样的思维也是北美意识形态偏左的大学校园中的主流思想。
所以在那一次跟来自香港的学生的交流之后，我是感到无比吃惊的。比起思想偏左的美国大学生，香港大学生的思想却是极右的，仿佛他们受的政治教育就是殖民地时代的皇民教育一样。他们吹捧英帝国主义，吹捧殖民主义，并对殖民主义国家态度正面，却对那些被欺压的弱国，被欺压的有色人种，少数族裔毫无同情怜悯之情。在他们眼中，也从不会觉得殖民主义是一件必然邪恶的事情。与此同时，他们也不认为歧视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对来自大陆的人充满偏见与仇恨，甚至可以当着我（我会讲粤语）的面说大陆人素质低下。
在经历过与香港大学生交流的过程之后，我对于某些在香港教育界颇为主流的人士的立场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对于他们对西方帝国主义历史的慕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缺乏同情的可鄙的意识形态并不意外，这其中当然也就包括了对英国君主制的吹捧。
在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对香港教育的讨论就包括了完全根除在中小学阶段基于殖民主史观的教育模式，但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够的。在香港的大学校园中，或是在接纳来自香港留学大陆或交换至大陆的学生时，都必须要进行基于马列主义历史观的教育以拨乱反正。比如任何一名来内地高校交换的学生都必须学习有关于马列主义的基本课程，并取得一定的成绩等等的规范措施是极其必要的。
当然某些敌对的人士又会以妨碍学术自由为名，对这样的改革说三道四，但是事实是，就算是在北美最正统的历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学术圈中，对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都是采取最为强烈的批判态度，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即便未必会像我国一样奉若圭臬，但至少也会将其作为必读或选读的内容供学生们参考。而像香港学术圈现在所展现的这样，完全排斥甚至敌视同情弱势的马列主义，鼓吹殖民主义才是真正的干扰学术自由，阻碍学术探讨。我们需要马列主义在香港的大学校园中中和殖民主义历史观的荼毒，或许我们应当通过立法的手段，将马列主义的学习列为香港的必修课程，并派出这方面知识渊博的讲师，或鼓励在香港大学中建立马列主义的政治问题讨论小组等等，这与中小学的课程改革同样，都是重塑香港学界正确历史观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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