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一点浅见是可以从时间节点和行为主体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1.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政府及其思想界，就有称霸东亚的构想，福泽谕吉这位日本当时首屈一指的思想家就极为渴望去中国“扩张国权”其在明治早期，这种对中国的觊觎，一是由于经济方面需要资本积累，二是希望借由这种言论来脱亚入欧，更新国民思想，总体来说是出于日本本国利益的国家理性的表现，更多的也还是在经济层面。
2.到了甲午和日俄战争时期，由于意想不到的连续大胜，日本政府和军部均大发横财，无疑发现了战争是笔绝佳的买卖，整体理性均开始下降（我个人以为在10年内连续赌上根本性的国运发动两场战争都不能说必胜的战争（特别是日俄，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导致日本胜利），已经与理性有所偏离了），情绪化因素开始上升。
3.民国建立后，由于中国内战不休，日本自然会加速渗透中国，并觊觎更大收益，但由于受制于朝鲜与台湾的消化问题，加上还有别的强国制衡，这时候日本的国家行为主要还是寻找代理人，但这个时候有个变化是：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已经不完全出于对中国经济的掠夺了（否则不会费极大精力组织专业人士前往中国内地测绘），而在于提高他对中国的控制力，而这种控制力应该是全方位的（满洲铁路公司资料今天还尚余几万册，可以略作为日本野心绝不限于经济的一个例证）。这段时期日本总体还是理性压倒情绪，能够“正确的”按照国家利益行动。
4.国民党建政并取得形式统一后，日本在中国面临着代理人匮乏且相对博弈力量减弱的问题，而国内一是金融危机，二是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这个在当时真的很严重，日本人不但移满洲、移到巴西的人都很多），故而，日本和中国的矛盾迅速上升，文官政府需要对外转移矛盾，军部希望扩大在中国的话语权，日本整体意图增高他们在中国事务的博弈力量。再加上其他列强主要被金融危机和苏联所吸引，而苏联本身要内部整肃，外部防御都无暇过多顾忌日本，还有张少帅战五渣的个人素质。这些因素导致了日本既有军事冒险的内部动机，有发现了外部机会非常好。个人观点是：文官政府希望与中国进行一定的摩擦来转移国内矛盾，但其已经敏锐的主要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和国际列强在华的利益，理性的判断明白无法攻占中国，也不希望吞并东北以致和新兴的民族主义政党形成不死不休的局面；但军部的效用中荣誉已经初步压过了服从，故而悍然发动了九一八。
5.九一八到七七，九一八对中国对日本国运都是转折性的，甚至可以说其直接导致了东方文明的最后一败(指文化、制度、自我评定之类的，您大概理解一下O(∩_∩)O~)；九一八不但如日本文官政府预料一样的使日本和中国形成不死不休之局，更可怕的是其彻底扩充了日本军方的实力、话语权。而且如打了10万CC的鸡血一样，整个日本军部乃至日本全民的冒险精神，这极为可怕，可怕到日本当时变成只要反对冒险就是对天皇不忠，甚至就连天皇都不能反对冒险的地步。是故9.18的爆发有其偶然性，特别是其后续，简直让人无法直视。到9.18到7.7完全是一个时间问题，不在1937也在1938、1939情绪亢奋到了极点哪里还忍得住？打下东北，日本就收手了？1931-1937中日是完全和平的？热河、察哈尔，伪满、华北自治，这发生在5年之间啊。这个阶段，文官政府依旧还是理性的认识到吞并中国的不可能性和其危险性，还是希望逐渐蚕食，尤其是千万不能攻陷南京，故而一再给军部画红线，可惜自顾尚且不暇，过几年自己也完全被军部吃掉了，还有啥好说的了。总体而言，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一直都存在，而且逐步从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扩张。在民国成立后，文官政府确实理性的认识到了中国的觉醒、列强的干预、日本本身的限制使其不可能仅凭武力“征服”中国，我认为 9.18确实有那么多的偶然，但由于军部接二连三的幸运，文官政府自身都成为了军部暴走的陪葬品，7.7爆发日本军部要侵吞中国，建立『无上荣光』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