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知道罗伯茨夫人是谁了，我竟然漏看了。
然而，上述证据并不足以支持作者们所提出的那种复杂阴谋论——即赫斯遵照希特勒的命令前往英国与和平派会面，随后英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官方掩盖行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SO1是故意策划将鲁道夫·赫斯引诱到英国的。
事实上，丘吉尔与外交部在如何处理赫斯抵达苏格兰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一事实足以反驳任何关于精心策划的阴谋的说法。
Harrison, E. (2021). Hitler’s traitors: Dissent, espionage and the hunt for resisters. Pen & Sword Military.
鲁道夫·赫斯的出现纯属意外，然而英国政府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机会。造成这一失误的原因，在于战争内阁需要处理其他紧迫事务。在制定英国针对赫斯事件的政策过程中，由于艾登和卡多根与社会隔绝，采取了不明智的沉默政策——这种态度不仅表现出对英国公众的轻视，更错失了在海外进行宣传的机会、甚至引起了误解。赫斯事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国际关系上的灾难；尤其是英苏两国因赫斯事件而产生的误解，成为冷战爆发的导火线。
背景：赫斯抵达英国时，英国宣传工作混乱无序：信息部管正面真实宣传、SOE的SO1管秘密负面宣传——二者职责有交叉且均想掌控全局，外交部和议员也介入其中，多方角力内耗严重。
5月12日晚：英政府简短声明确认赫斯在英。5月13日，丘吉尔在下议院拒绝做进一步说明。在BBC与SO1施压下，丘吉尔批准临时宣传方案——仅对外通报赫斯身心健康、自行来英且无德国政府授权，并借此暗示德高层对战局忧心忡忡、内部关系紧张。
5月14日，丘吉尔等人在唐宁街讨论赫斯事件声明事宜：丘吉尔与达夫·库珀主张即刻发布，卡多根则主张沉默、由于“希特勒曾声称赫斯是一个追求和平的、被误导的理想主义者”，卡多根希望避免任何可能证实这一说法的行为，让德国人认为赫斯是个叛徒。
之后比弗布鲁克和艾登也反对声明，因为这两人对丘吉尔影响更大，最终丘吉尔决定支持采纳卡多根的意见。
问题的关键是，英方后续未能明确制定宣传方针这一做法，正如达夫·库珀所指出的——“首相其实对宣传工作并不感兴趣”。
5月21日，信息部官员提交备忘录，指出部门架构缺陷导致政府无法掌控信息，各部门各自为政无中央协调。
美国对赫斯事件：
华盛顿方面，亲英的总统助理小詹姆斯·罗觉得赫斯事件可助力英国争取美国支持。
5月14日，他推动罗斯福向丘吉尔索要赫斯相关信息，试图以此证实德国对美威胁产生威胁、进而影响美国公众舆论。
5月17日，丘吉尔向罗斯福发送电报，通报赫斯被捕的初步情况，丘吉尔回复称，赫斯关于美国的言论并不多，仅有些贬损之词，但具体言论并未详细说明。
罗斯福迫切要求丘吉尔提供宣传材料来影响美国民众观点，但都未能如愿以偿。
英国本可以利用赫斯对美国的贬损之词宣传他的反美形象，但却没有行动；导致美国舆论自行其是，谣言四起，以为英德正借赫斯密谈停战。甚至连英方都意识到自己的盟友正在误解自己，但依然没为此做出解释。
期间不少人提出过明智举措：
赫斯抵达后，负责伪装宣传的SO1部门极为重视，想借其开展对德破坏性宣传，5月13日计划派与赫斯有私交的塞夫顿·德尔默（曾任柏林记者、负责对德“黑色”广播宣传）接触赫斯，为后续宣传方案收集材料，却未获批准。（德尔默多年后仍无法理解丘吉尔为何选择淡化赫斯事件）
SO1认为赫斯熟知纳粹党内内斗，稍加刺激便可能诽谤政敌，且英国掌握信息主动权，巧妙利用此事能大幅提升对德广播听众，极具宣传价值。但卡多根与艾登认为赫斯不会告发同伙，卡多根坚持保持沉默。
5月20日，卡多根最终授意SO1通过孟席斯向赫斯提问以收集情报。虽然外交部5月23日批准通过海外地下渠道散布消息，但明面上仍倾向沉默，此举引起媒体《每日邮报》强烈不满。英国外交部欧洲事务助理次官威廉·斯特兰格认为沉默可让德国决策者生疑，主动利用反而易暴露宣传短板。
事实与斯特兰格的推测相悖，英国的沉默未令德国决策者不安，反倒让他们乐坏了。
英国国内的宣传机会同样被白白浪费。
民众最初震惊不已，私下热议不断，普遍将其视为英国的道德胜利、德国的溃败，认为德国内部已然腐朽，从中看到战争结束的曙光，还猜测赫斯因与希特勒反目、惧怕丧命而逃亡。
与此同时，民众也因此产生顾虑：
英国处理赫斯事件的方式也引发苏联的疑虑担忧：
沉默还引发了英国内部军事行动的误解——白厅秘密部门并不知晓赫斯的状况恶化，导致SOE曾考虑利用赫斯在纳粹德国执行暗杀任务。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书里，斯大林在巴巴罗萨行动之前对希特勒的态度出奇的和善，同时认为美英提出的警告是“不真实的”、“挑拨性的”：
关于赫斯飞往英国这一具体行为是否为希特勒授权：
我个人现在还是倾向希特勒完全不知情且从未指示赫斯和谈。下文特雷弗-罗珀的推测是很久之前整理得出的，已不再是我认同的观点，但由于很多人看过，所以不作删除，避免引起疑惑。（可以直接忽略）
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对于赫斯飞行的推理：
1940年7月，元首召见赫斯并亲自交代任务。
希特勒原本想用"海狮计划"（入侵英国）的威胁（以及后续的试图绑架温莎公爵事件）来配合赫斯的外交努力，但由于英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希特勒在1940年9月无限期推迟“海狮行动”。此后，由于战略重心已完全转向苏联，希特勒对之前给赫斯的对英秘密接触任务逐渐淡忘（他肯定告诉过赫斯不要继续，但赫斯迫切想完成目标压根没听进去）。
希特勒意识到丘吉尔地位稳固，英国国内不存在可利用的“和平派”，继续通过赫斯进行外交接触已无意义，甚至可能损害其战略意图。因此，为确保进攻苏联时英国无法重返欧洲大陆，希特勒于1940年11月策划夺取直布罗陀（因弗朗哥拒绝而失败），并在1941年春季将英军逐出希腊，成功削弱英国在南欧的影响力。他认为（不管这个战略逻辑是出自哈尔德还是他本人），一旦苏联崩溃，英国将失去继续战争的意义，只能选择退出。
因此，当得知赫斯飞抵苏格兰的消息时，希特勒的反应并非全然的惊愕，而是掺杂着因任务被搁置而产生的意外，以及对赫斯擅自行动打破其既定战略的震怒——“意料之外却情理之中”的矛盾心态。（这也能解释为何希特勒身边有人认为其早已知情）希特勒的战略重心早已不在西线。对希特勒而言，赫斯这一具体行动不仅毫无用处，反而成了一个尴尬的政治包袱。
海因茨·林格：
根据格哈德·恩格尔的描述，在希特勒看来，空军已充分体现了纳粹主义精神（毕竟空军是在希特勒掌权后组建的），这与陆军的传统保守观念形成鲜明对比。西线战役后，希特勒曾设想让温莎公爵担任傀儡英国领导人。
希特勒曾委派任务：
同僚反应：这些不同记述似乎相互矛盾。平奇和林格等证人在苏联监狱中遭受过酷刑，他们的陈述很可能是为了迎合狱卒的意愿而编造的。
赫斯副官卡尔-海因茨·平奇：
补充：赫斯于1941年8月15日写信给平奇（此前，他已被逮捕、审讯，还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后来被派往苏联前线）：
其余人反应：
贝洛：
根据汉斯·鲍尔的说法，希特勒明令禁止赫斯单独驾驶飞机，要求他飞行时必须有副机长陪同，但赫斯却以执行特殊机密任务为由，说服知晓该禁令的梅塞施密特公司同意让他独自驾驶对操控技术要求极高的Me210战机。
之后赫斯专门对飞机进行改装，让雷达设备可独立操作，还开始潜心钻研仪表飞行与无线电导航技术。四周后，他向鲍尔索要标注“帝国最高机密”的禁飞区地图，鲍尔因职责所在无法私自提供，于是受赫斯委托向米尔希转达请求。米尔希虽感到困惑，但考虑到赫斯副元首的身份，最终同意将地图交给他。
凭借这份禁飞区地图、Me210战机的驾驶训练，以及对仪表飞行和盲飞技术的刻苦学习，赫斯具备了在战时独自飞离德国的条件。
各种阴谋论书籍：
沃尔夫·吕迪格·赫斯：
从情感层面完全可以理解；但根据档案文件和nc的遗留记录，拿不出证据去印证。事实上，这些文件反而可以用来反驳。
在FO 1093/1号文件中（赫斯在1941年6月10日至15日期间写给儿子的一封长信），他详细说明自己的飞行经历及目的：他描述了自己飞行过程中的具体时间、飞行路线以及各个关键转折点，这使得航空研究人员能够较为准确地在墨卡托地图上绘制出他的整个飞行路线。此外，计算出的飞行距离与时间也与梅塞施密特飞机的实际性能完全吻合，包括其在燃料耗尽时仍能继续飞行的情况。
彼得·帕德菲尔德认为：
赫斯是在孟席斯的邀请和卡纳里斯的默许下前往的，其目的就是推翻希特勒——尽管赫斯本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一点（赫斯可能被蒙在鼓里，成为各方势力博弈的工具）。
约翰·科斯特洛写的Ten Days that Saved the West一书充斥着关于英国皇家空军对赫斯飞行事件应对措施的大量基本性错误（参考Nesbit 与 Van Acker 合著的 The Flight of Rudolf Hess），这些错误彻底削弱了他关于“军方故意放任赫斯的梅塞施密特飞机不受阻碍地飞往苏格兰”的论点。
赫斯飞行后相关：
写完这封信两天后，赫斯似乎预见了希特勒的心思，第一次尝试自杀，从几段楼梯扶手上跳了下去。（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认为赫斯应该被枪毙。）
不过最终赫斯只是左股骨骨折而已。其实，这只是赫斯无数次自杀的开始。（他最后一次自杀有争议）
赫斯没有疯，但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精神异常。
赫斯在监狱不仅多次zs，还有被害妄想（怀疑食物被下毒、要求和席拉赫/施佩尔交换食物、甚至绝食），日常喜欢“我有…病”配合痛苦呻吟，爱藏药/食物残渣，是个顺势疗法爱好者，喜欢看叔本华/经济类/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类/有关月球的书籍。喜欢拼图，讨厌绘画因为觉得“太幼稚”。在监狱，当他认为没有人注意时，他就会兴高采烈地踩踏施佩尔的菜园，而施佩尔则用喷水器冲洗他。在飞抵英国前，他只吃月圆之夜种下的蔬菜。
他收到的报纸上，所有关于nc时期的段落都被撕掉了。据说他读过7000本书，晚年时，他成了网球运动员施特菲·格拉芙比赛的忠实电视观众。（因为赫斯非常感兴趣）美国宇航局向他提供了阿波罗15号任务中各项太空活动的详细时间表，他还专门给NASA提各种建议。
冷战背景下，斯潘道监狱美国监狱长尤金·K·伯德上校与当时已70多岁的赫斯进行长期交流。
伯德对赫斯持同情态度，接受与Zwar合作，与赫斯相处时偷偷录音/照相，被发现后，伯德在华盛顿被软禁监视。苏联人气得要死直接追到Zwar在澳大利亚的住所要手稿和录音带……..（最后出版删了很多敏感的）2003年的解密文件显示，美英当时吓得要死。
据伯德称：基辛格曾派美国官员拉塞尔来与他合作写关于鲁道夫·赫斯的书，但当后来伯德被送往华盛顿见到十二位高层、伯德看到拉塞尔并认出对方时，拉塞尔否认认识他。
Zwar, D. (2010). Talking to Rudolf Hess. The History Press.
赫斯知道巴巴罗萨计划，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告知过英方。
有一点很明确：
没有人比赫斯更忠于希特勒。1923年，赫斯拔枪走在发动那场臭名昭著的政变队伍的最前面，后来在兰茨贝格监狱，他参与编辑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手稿。
在狱中，他们过得异常愉快，每周三接受卡尔·豪斯霍弗的指导，监狱环境宽松舒适，而且允许频繁探视。赫斯最终从狱中写信给一位家人，他写道：“我对他（希特勒）的忠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我爱他。”（大量证据表明，这里指的与其说爱情，不如说赫斯对希特勒是一种极致的痴迷，他愿意为了取悦元首做任何事情——只要看到希特勒开心就值得。）
赫斯的妻子对他们的婚姻“不满意”，并非不幸福，而是在情感上或性方面（或许两者兼而有之）感到不满足。赫斯的妻子伊尔莎·普罗尔先说服了他，并主动追求他，而他最终是在希特勒的授意下才娶了她。赫斯的儿子叫沃尔夫·吕迪格·赫斯，而沃尔夫是希特勒的化名。（赫斯始终拒绝伊尔莎的探视请求，直到1969年圣诞节赫斯病情严重濒临死亡才同意。）
伯德说：“每当有人提到希特勒、赫斯的过去或是那次逃亡事件时，他眼中的光就会立刻熄灭。他的眼神会露出痛苦的神情，随后便是顽固的沉默。”
在纳粹党成立初期，正是赫斯帮助组织冲锋队（招募早期成员），并建立了对元首的伪宗教式个人崇拜。此外，也是赫斯通过中间人与英国的亲德势力保持联系。
作为元首神话的缔造者，赫斯基于这样一种“哲学”观念行事：他认为在第三帝国中存在着一种“非凡”甚至“超自然”的权力——即希特勒的权力、希特勒的意志。这种权力是绝对的，原则上既不可被挑战，也不可被限制。
因此，如果希特勒真的有意推动这一任务，那么赫斯无疑是其唯一的信任对象。
赫斯一般是将大部分事务交由鲍曼及其团队处理，然后亲自处理那些他特别感兴趣的事情——赫斯对反犹太和反教会相当激进，此外，他甚至反对“惩罚与军人配偶的通奸行为”，他认为这种规定“是对德国女性形象的侮辱”。
赫斯在纳粹党内的角色经历了从“纪律维护者”到“道德象征”的演变。
1934年，他通过向领导层发出警告，在清除党内反对势力（长刀之夜）中发挥关键作用。
随着政权巩固，赫斯的角色转向温和的“监察者”，他在纳粹宣传中被塑造为党的“道德良知”与“守护者”，并以“好纳粹”形象著称——谦逊简朴、关注民众，与党内腐败的职业官员形成鲜明对比。
他利用纽伦堡党代会讲话的机会告诫党务干部要注意自己的公共行为：提醒他们不要吸烟过多，不要酗酒，还要适当进行体育锻炼，但运动量也不能太大，以免影响健康；同时，他还要求他们更加努力工作，但也不能过度劳累，这些表现使他与外界格格不入——党内的普遍做法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权力的追求中，而他却始终保持着与世俗的距离，因此越来越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
在KV 2/34档案中，有一份1941年5月17日日本驻罗马大使大岛广志三天前发给东京外务大臣以及日本驻维希、莫斯科、伦敦、柏林、安卡拉和华盛顿大使的电报的副本：
同僚评价
公布的尸检结果：
赫斯的死亡报告链接：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a7ae78f40f0b66a2fc03a14/20130308-Padfield-Hess_SIB_reports-pt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