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容更可能是真的相信女儿被交给了哥哥代养，而非明知不测却选择自保。以下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
婉容的精神状态与心理防御机制婉容在长期遭受溥仪冷淡、私通被揭发、女儿夭折等打击后，两年内精神崩溃，表现为“不再梳洗打扮，喜怒无常，只记得吸食鸦片”。这种状态下，她的心理防御机制会倾向于接受安慰性谎言，以避免更残酷的现实冲击。若明知女儿死亡却选择“当作不知”，需具备清醒的自我欺骗能力，但婉容此时已丧失正常思维，更可能被动接受溥仪的安排，而非主动选择自保。
权力关系中的绝对弱势地位婉容作为皇后，表面身份尊贵，实则被溥仪完全控制。她无法离婚、无法公开反抗，甚至私通行为也是长期压抑下的无奈之举。在女儿事件中，溥仪作为权力主导者，掌握生死大权，婉容连自身安全都难以保障（如被幽禁、被欺骗），更无能力保护女儿或揭露真相。她的“不知”本质是权力压迫下的被动结果，而非主动选择。
历史背景与伦理约束的双重束缚婉容成长于封建礼教环境，皇后身份与伦理规范深度绑定。即使私通行为暴露，她仍可能因“皇后尊严”或“母性本能”而试图维护女儿的存在。但溥仪的谎言彻底剥夺了这一可能性：若承认女儿死亡，她将同时失去道德遮羞布与精神寄托。因此，她更可能选择相信谎言，以维持最后的尊严与希望。
对比溥仪的后续行为与婉容的结局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详细描述了处理婉容女儿的过程，未提及婉容的反抗或质疑，侧面印证其谎言的成功。而婉容至死未获真相，最终在监狱中凄惨离世，进一步说明她始终处于被操控的弱势地位，无力突破信息封锁。
结论：婉容的“不知”是溥仪权力压迫、信息控制与她自身精神崩溃共同作用的结果。她既无能力核实真相，也无条件选择自保，只能被动接受谎言以维持最后的精神支撑。这一悲剧本质是封建礼教、权力异化与个人命运交织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