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探讨钟跃民思想的来源，受凯鲁亚克《在路上》这本书的影响巨大，从这本书的思想入手，看钟跃民性格的形成。
看过《血色浪漫》的人，大概都被里面的钟跃民所吸引，男人羡慕他的女人缘和一辈子都随心所欲的洒脱，女人则喜欢他这种不羁和仗义的的性格，有点儿轻狂，又有些文艺。
钟跃民或许就是男人女人都会喜欢的那种“痞帅”的典型吧！
在钟跃民的嘴里，不只一次提起过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创作的那部小说《在路上》，这也是秦岭所喜欢的，或许如此钟爱这部小说的人，都有着同样的性格吧，这也是钟跃民和秦岭惺惺相惜却又不能最终走到一起的原因吧。两个同样性格的人，各有坚持，注定了谁也无法迁就谁，谁也无法改变谁。
很多作家都读过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写《血色浪漫》的都梁读过，冯唐读过，王朔也读过，所以他们的作品里，多少会有些这部小说的影子，这部小说的魅力何在？为何能影响到那么多的人呢？
他花了七年时间四次横穿美国的旅途，只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自传体小说，在37米长的打印纸上一气呵成，没有分段，熬过很多个通宵，靠着烈酒和爵士乐，高亢地创作出了这部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颓废小说。
1951年创作完成，1957年才出版，创作完之后居然有六年时间的空白被搁置，为什么？因为《在路上》所描述的情节太荒唐，太离经叛道，被视为毫无信仰和垮掉的一代，他们欺骗、犯罪、偷盗、纵欲，他们太过于疯狂和颓废，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样一部作品，之后由纽约的维京出版社出版，却意外地收获了全球众多读者，再版300多次，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还入选了《时代》周刊英文小说100强。之后改编成了同名电影上映。
这样的收获简直太过于意外，但《在路上》也同样收到了来自两面的声音，一方支持欣赏，一方抵制谩骂。
这是作者凯鲁亚克在他29岁那年创作的第二部小说，书中的萨尔就是他本人。
萨尔出生于美国的中产家庭，是一位小说家，经常去附近的大学里散步，他的朋友也都是跟他一样的知识青年，日子过得规律又平淡。
萨尔生活的转折点，来自于他的婚姻出了问题，萨尔离婚了，痛苦让他无心写作，万念俱灰，以至大病一场，将爱情视为生命一部分的萨尔，突然之间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不知该如何继续恢复往日平静的生活。（被改编的电影，省去了萨尔结婚一事，而是改成了他父亲去世的情节导致他心情低落。）
前一段生活破灭的时候，往往是另一段新生活的开启，中间必然存在一点痛苦的转折点，用东方玄学的说法，就叫做“换大运”。
萨尔的命运转折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遇到了无业青年迪安。
迪安出生于底层穷困家庭，父亲是个卡车司机，他是在父母跑车途中出生的，生下他没多久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是个酒鬼，四海为家。
迪安长到十多岁的时候，经常被父亲逼着去偷盗和乞讨来为他买酒，迪安最擅长的是偷车，他说自己总共偷过五百多辆。
如此这般，在意料之中的迪安，成了教管所的常客。
一个是中产家庭出生的萨尔，一个是底层出生的混子迪安，迪安比萨尔小五岁，两人的一生本不该有任何交集的，偏偏命运将他两人捆绑在了一起。
正是因为迪安从小没上过学，所以他欣赏有文化的人，他对知识有所渴求，他爱看尼采，爱看《追忆逝水年华》，他与萨尔认识后，请求萨尔教他写小说。
那时的迪安已经结婚，妻子是一位16岁的金发女孩，名叫玛丽露，这是迪安的第一任妻子，迪安总共结过三次婚，最后和第二任妻子和两个女儿生活在一起。有趣的是，《在路上》的作者凯鲁亚克也结了三次婚。
萨尔离婚后，一直向往去西部旅行，迪安出现以后，正好一拍即合，萨尔揣上他退伍救济金积攒下的50美元，便开始了西海岸之行。
这七年的时间里，萨尔和迪安在路上发生了很多荒诞的事情，没有钱，那就去偷去做苦力去挣钱，然后纵情地玩女人，抽大麻，泡酒吧、开快车。这样的生活方式既颓废又刺激，随心所欲之下，其实是没有归宿感的飘荡灵魂，但终有一天会厌倦，会想停下来，会想有一个安稳温馨的家。
迪安也是在途中认识的他另两位妻子，迪安从小没有得到过爱，他当然也不知怎么去爱，他只是感觉当下爱谁，便和谁在一起，厌烦了就离开，再重回另一位想念的怀抱。
迪安喜欢过文学，但终究不是人格底色，只不过是暂时的特定环境下的精神寄托罢了，他跟萨尔骨子里真正的热爱文学不一样，或许这也注定了他们在共同的爱好完成以后，迟早会分道扬镳的结局。
小说的整个篇幅看上去像记流水账一样地讲述着他们在旅途中那些不可思议的荒诞经历，他们也有闹矛盾的时候，最终的隔阂起源于迪安性格里的冷漠和放纵。
萨尔在途中得了疟疾，命悬一线，本该得到迪安精心照顾的时刻，迪安却因为要和第三任妻子结婚而驾车离开了，萨尔绝望地对这段友情开始排斥并重新审视两人的关系。
故事的最后是，萨尔结束了旅行以后，和新女友一起在纽约过着安稳幸福的生活，似乎将迪安已经抛之脑后，那天傍晚，他们同朋友一起盛装打扮准备去看一场音乐会，朋友的司机开着一辆凯迪拉克来接他们同去，迪安恰好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了他的屋里。迪安显得很拘谨，吞吞吐吐地向萨尔解释他那次离开的原因，但萨尔已经觉得没有必要再谈了。
朋友的车来了，萨尔本想邀迪安同去，但朋友看不上这个穿得破破烂烂，跟他们不是一路人的迪安，极力拒绝让他一同上车，迪安失望地离开了，萨尔和女友只好上车离去，音乐会上，萨尔完全没有兴致看演出，一心只想着迪安离去时落寞的背影，他知道，他们这一辈子以后都不会有任何交集了。
生活似乎又让各自回到了自己原本该呆的轨道上，那些一同疯狂过的旅途岁月，像梦一样虚幻离奇，对萨尔来说那么不真实，但又给他带来了创作的一种新方式和灵感，写作也可以在路上，经历就是最好的素材。
但真实的迪安原型，是在他41岁时便去世了，死在铁轨边上，有五个孩子，而在迪安原型去世的第二年，作者凯鲁亚克因长年酗酒导致肝硬化出血而亡。
小说创作的时间，正是二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人们经受了战争的心理创伤，青年们陷入了迷茫，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和信仰，究竟该怎么继续未来的生活，成了这一代青年们所探究的思想问题，他们迷茫，他们放纵，他们突然对未来不再有期望，于是他们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狂浪，只活好当下，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这样的生活方式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社会认为，这一代人思想垮掉了，是不被寄托和期望的一代。
都梁笔下创作的角色钟跃民，就是深受《在路上》影响的青年，钟跃民是五十年代的北京大院青年，他们的经历也让人迷茫和颓废，钟跃民一度不知道自己的理想究竟是什么，他似乎没有过理想，当他听到北京胡同青年李奎勇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将来能到重工业企业当一名工人，能养家，能给父母养老送终，能顺利把弟弟妹妹们拉扯大就够了。
钟跃民听了李奎勇的心愿，他也思考过，自己小时候觉得当爸爸威风，他也想长大后当爸爸，算不算理想？后来又想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可钟跃民觉得这并不算是理想，只是基于现实的目的达成，因为参军对他来说总好过插队。
直到后来，当钟跃民读到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种“在路上”的感觉正是他喜欢并且想要的。
但钟跃民不知道的是，他的“在路上”，命运是这样为他安排的：先是插队，然后参军，再转业主动放弃分配，和高玥一起在路边摊煎饼卖，李援朝邀请他加入国企正荣集团做了外贸部经理，用公款借50万给了部队的宁伟开公司被骗下岗，和高玥一起开餐馆倒发了家，并且和高玥结婚，最终在经济稳定的基础上才实现了他“在路上”的梦想，一个人开着越野车去了可可西里，并加入了那里的反盗猎组织，生活终于找到了意义。
与钟跃民同样不羁洒脱的人是秦岭，那个钟跃民最深爱的女人，也是最懂他的人，但可惜的是，因为太一样，两个人才无法走到一起。
秦岭也是追求“在路上”的那类人，钟跃民在陕北插队时认识了秦岭，思想的默契与相通，让两人感情迅速升腾，钟跃民告诉秦岭，他羡慕迪安，喜欢那种“在路上”的感觉，想要体验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秦岭则极度赞同钟跃民的想法，她说：“人总要有些梦想，人生最重要的体验，是过程。泰戈尔说，过于功利的人生就像把元柄的刀子，也许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在我们的生命中，是需要一些纯粹的本质的体验、最初的体验的。”
于是，钟跃民很深情地在广阔的黄土高原，大声朗诵着凯鲁亚克《在路上》里写的，他非常喜爱读过无数遍的话：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归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