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的对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改变战术乃至战略。
请参考华国锋的敌后抗战经验：
1942年秋天,毛泽东提出“挤敌”的方针后，华国锋开始反复思考如何挤走芝兰村敌人的办法。他到离敌人据点十几里地的双龙村召开区委、一营负责人、民兵干部会议，提出：要认真领会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挤”字。现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我们没有能力“打”“赶”敌人,只能“挤”。怎么“挤”？华国锋认定，“挤”，就是围困。大家都赞成他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动员芝兰镇附近15里的群众搬到我军控制的晋绥根据地去，对芝兰村实行坚壁清野。1943年2月底，华国锋派民兵在山上监视敌人的行动,命八分区部队和民兵先后掩护芝兰据点周围15里内的群众只用一晚上就全部迁到根据地，使据点周围一夜间成为“无人区”，敌据点成为孤岛。日军找不到粮食吃,找不到柴烧,只好从城里运来，而当敌人运输粮食、柴草时，我游击队则找机会伏击敌运输队，把运输队打回去，芝兰村的日寇得不到给养，就跑出15里外从老百姓手里抢。华国锋就组织游击队沿路伏击敌人，让日军付出极高代价。为了彻底把敌人“挤”走，华国锋决定游击队集中于敌人据点周围活动，白天敌人出来，就派神枪手打冷枪毙伤敌人，半夜则时常放鞭炮，敲锣打鼓惊吓敌人，使敌人惊惧不得安睡。他还决定卡断敌人水源。芝兰村只有一口井,离炮楼有数百米,日寇每天出来挑水吃。华国锋就指挥民兵中的神枪手，躲在山梁上专门射杀挑水的日军。日军往往派许多人掩护几个人挑水，却被我民兵神枪手射杀，挑不到水。歹毒的日军知道抗日游击队不打老百姓，干脆抓来老百姓逼迫他们为日军挑水。华国锋见此情形，心生一计：将死猫、死狗扔到井里,让日寇无法喝。日寇渴急了，逼老百姓将井水淘了照样喝。华国锋听取一位老人的计策：把头发剪碎了扔到井里。日寇淘不尽碎头发，只好放弃在这口井取水，转而组织了一个毛驴队到附近山沟里驮水，并派出大批日伪军联合护卫。华国锋根据这个情况，在日军驮水毛驴队必经之路埋伏下多个民兵小分队，见到毛驴队过来，只瞄准日伪军开枪，打完就跑。日军驮水毛驴队每走一两里路就遭到伏击一次，驮水一次，就要伤亡多人。而驮水的老百姓却毫发无伤。当地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鬼子汉奸护驴队，一天三时来驮水，水没驮上往回跑，喝点驴尿尝尝味。”日军喝不上水,再也无法生存了。1943年7月21日，芝兰村的日军，在文水和东社据点敌人接应下，炸毁碉堡，撤兵西逃，八分区腹地三分之二的土地获得解放，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转为敌退我进的主动局面，进而把对敌斗争的中心由山区转向晋中平川。
1944年9月，毛泽东得知交城芝兰日寇据点被“挤”掉的消息后，当即向晋绥分局电示：“在其他各分区也令他们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时年22岁的华国锋指挥的芝兰战斗规模不大,却成为抗日游击战的典范之一。芝兰的群众至今仍记得这场战斗,他们在那口水井上建了一个棚子,作为抗日战争的文物保存至今。
还有山东根据地罗荣桓元帅提出的的翻边战术：
1938年，八路军115师，转战鲁南，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开始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和“蚕食”。时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的罗荣桓结合山东历次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经验，于1942年10月22日提出了著名的“翻边战术”，其主旨是将主力配置在边沿区，当敌人进行“扫荡”或“蚕食”时，部队不是“敌进我退”，而是选准有利时机，“敌进我进”，“翻”到敌人占领区去，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换一种说法，就是“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而此后在坚持游击区的斗争中，组织小部队和民兵渗入敌占区，袭击敌人后方，打击日伪政权，也是“翻边战术”的组成部分。
多年后，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谈到“翻边战术”时如是说：
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之部署，粉碎敌之“扫荡”。
简单地说就是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由此也可以引申为：敌人“扫荡”我甲处，我从乙处打出去。由于敌人兵力稀少，当它集中兵力“扫荡”我一处时，其他处兵力往往空虚，因此也是其他处实行“翻边”战术的好时机。
“翻边战术”的运用，一次次粉碎了敌人对山东各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翻边”翻到最后，我军越“翻”越多，根据地越“翻”越大：
1938年之前，山东是名副其实的“沦陷区”，到1945年时，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面积有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有27万正规八路军，五十多万地方武装，150多万游击队员，党员人数发展到30多万，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消灭日伪军51万人，占整个抗战中歼敌数量的三分之一。
毛主席后来对罗荣桓在山东的功绩给出了总结性的评价：
“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
翻边战术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1941年11月5日下午，山东八路军115师部队和中共山东分局及战时工作委员会等机关人员三千余人，从沂蒙中心青驼寺转移到沂南县留田一带。115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肖华、参谋长陈士榘和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首长，在牛家沟小村一间草屋，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陈士榘参谋长报告敌情：这次敌人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和山东日军司令官土桥中将，亲自到前线督战。分成11路进攻的敌人已经缩小包围圈，最近一路离我们只有5里地，和我们的哨兵开了火……
听完报告，讨论突围方向，有主张向北，有提议向西，还有建议向东转移到滨海区。罗荣桓政委沉着地听着，最后他说，敌情很严重，今晚上突围是粉碎敌人大“扫荡”的关键。选择突围方向，不但要考虑保存自己，还要考虑打击敌人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群众少受损失。西面是津浦铁路，敌伪碉堡林立；北面不但有强大的日军，还有国民党顽军，都去不得。东面敌人兵力薄弱，但隔着沂河和沭河，当中有60里平原，发现敌人装甲部队和骑兵。以往敌人进攻沂蒙山区，我们都向东跳到滨海区，鬼子可能摸清这个规律，在沂河沭河之间设下一个口袋……
停了片刻，罗荣桓突然提出向南突围，大家都有点震惊。南面的日军最多，三道封锁线，两条公路，而且靠近日寇占领的老窝临沂城。陈光拥护罗政委的主张，他知道罗荣桓用的是“翻边战术”，出敌不意。其他同志也没有异议。
四架日本飞机在空中盘旋，三千机关人员在山沟野地里隐蔽。唯一警卫部队特务营在周围警戒，北面传来零星的枪声，大家都很紧张。
太阳落山，侦察排先头出发。天大黑，罗荣桓、陈光和师首长们带着几个老乡当向导，跟着前卫，沿着山道前进。后面是机关人员和收容队。
爬山越岭过小河，到了公路边，队伍屏声静气，跑步通过。半小时后，全部人马刚刚上了一座小山，便听见公路上传来洋马嘶叫和炮车轰隆声。回头眺望，大队鬼子兵的刺刀在月光下闪亮，千钧一发，真险呀！我们的队伍加快步伐，齐刷刷跑向张庄，那是第一道封锁线的突破口。侦查员回来报告，庄里没有敌人。队伍改成三路纵队，跟着罗政委跑步通过两山间的隘口，山上敌哨兵似乎发现了什么，盲目打了一阵枪。顺着蜿蜒的山道，队伍开始了急行军，进入一道山沟，停在离高里村北面几里外待命。附近的大小山头上到处燃烧着篝火，光影下游动的鬼子哨兵，不断发射绿色信号弹。便衣侦察员带着警卫部队，占据了村外预定要通过的十字路口，大队人马从敌人鼻子底下迅速跑过了第二道封锁线。果然不出罗政委所料，敌人后方空虚，第三道封锁线还没有形成。天亮前，部队在临沂城东北几十里外的汪沟宿营，战士们刚躺在草铺上，远方传来了隆隆炮声，包围留田的日军主力，正向牛家沟附近各山村，发起总攻。
在留田中了八路军的“空城计”，日寇恼羞成怒，对沂蒙山区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烧村庄、杀百姓，抢东西。罗荣桓等首长研究对策，要把鬼子调出根据地，以减少百姓的损失。他们决定，首先疏散机关人员，然后命令外围部队积极活动，有意暴露我军行踪，好让附近的日伪据点知道：八路军已插近了他们的老巢。
1941年11月7日清晨，机关部队出早操时，唱歌喊口令，骚扰敌人。当晚，罗荣桓叫特务营营长黄国忠带着两个连，在石兰设埋伏，拦截从青驼寺烧杀抢掠返回的日伪运输队。天黑了，一队鬼子兵押着抢来的牲口和挑着粮食的民夫，慢慢走进八路军的伏击圈。轻重机枪扫向鬼子兵，不到半小时，除了几条跑回去报信的“漏网之鱼”，三百多日军，全被消灭。
日军总司令畑俊六恼火透了，立即调动部队到临沂附近，寻找我主力决战。他做梦也想不到，我们的主力已经杀回沂蒙山区，隐蔽在他两个师团的结合部，休息了整整三天。1941年11月12日，师政治部主任肖华，亲自带一个连队，在龙口打埋伏，把青驼寺里出来抢掠的鬼子和“宣抚班”打得屁滚尿流。
1941年11月19日晚上，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而降，沂蒙山披上了银装。大雪对机械化装备的鬼子行动不利，却让我们得以在云蒙山、五彩山、三角山和凤凰山转战杀敌。八路军犹如“神行太保”来无影去无踪，打得鬼子懵头转向。29日，600鬼子兵带着辎重队，被牵进肖家坪。我军人马攻入村庄，消灭了大部分从梦中惊醒的日军。
凭借以往的经验，考虑到肖家坪战斗之后，敌人会进行报复。战斗前，罗荣桓和师首长决定将部分非战斗人员，疏散到费县大青山。据抗大一分校来电报告，那边没有发现敌人的重兵。没料到鬼子在连连失利后学“乖”了，连夜出动两千多人，埋伏在大青山各隘口。我机关非战斗人员在天亮前走进了敌人的口袋，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战工会主任陈明夫妇，锄奸部长王立人等同志牺牲。特别是德国记者汉斯·希伯，也被鬼子杀害。汉斯·希伯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为了报道中国抗日战争，他从上海到新四军，1941年夏天到山东滨海。这次反“扫荡”他一直跟着部队，留田突围后，写了篇报道《无声的战斗》，刊登在报上。想不到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竟牺牲在大青山！
12月3日下半夜，从朱满出动的鬼子，与我们派出的游动哨接触，子弹在驻地上空呼啸而过，十万火急！罗荣桓和陈光带着二十几个人，沉着地走出南门，碰上部分机关人员，一同向西南面转移。
以后十几天，师部带着特务营在云蒙山、五彩山和东大顶一带不断袭击日伪军。神出鬼没、灵活多变的战术，逼得敌人疲于奔命，只好陆续撤退，缩回老窝。我们这才转移到滨海区休整。
50多天的反“扫荡”，大小战斗400余次，歼灭敌军6000多人，我军伤亡483名。
粉碎5万日寇对沂蒙山区空前的大“扫荡”，是罗荣桓元帅创造的“翻边战术”的伟大胜利
1943年3月3日，罗荣桓在《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一文中提出：当敌人对我进行"蚕食"和"扫荡"时，"在军事上就必需提出'翻边战术'，即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回敌那里去。"这是罗荣恒元帅对"翻边战术"见诸文字的最早表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敌后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战术是红军战略战术的继承和发展。它同红军时代的战略战术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这种共同性和差异性都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共同性是敌强我弱，要经过长期的，反复多次的战斗才能改变这一态势。这种反复多次的战斗，在红军时期表现为"围剿"和反"围剿"，在抗战时期则表现为"蚕食"和反"蚕食"，"扫荡"和反"扫荡"。差异性一是作战对象不同。在十年内战时期的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时期是日本侵略者，后者比前者在人民群众中更为孤立。二是地形不同。在十年内战时期的中央苏区，根据地面积较大，多崇山峻岭，有较大回旋余地；在抗战时期的敌后根据地则被敌人的封锁线分割为若干小块，回旋余地狭小，甚至没有回旋余地。不同的作战条件就形成了不同的战略战术，在十年内战时期，红军对敌人"围剿"的战略战术一开始是"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到第一次反"围剿"时期又有了"诱敌深入"。当敌人发动"围剿"时，红军首先向根据地内部退却，引诱敌军深入根据地内部，然后选择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围剿"之敌中较弱的一路，从而打破敌人的"围剿"。要诱敌深入，就需要有面积较大的根据地，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在中央苏区，基本上可以满足这一条件。在抗战时期的敌后，由于根据地被日寇切割成小块，根据地纵深很浅，回旋余地很小。当日寇"扫荡"时，就很难做到敌进我退，诱敌深入。因为退无可退，容易被敌人合围，或从根据地另一侧退到敌占区去。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退却终点一般情况下是在根据地内部，同时又说："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经验。"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731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在抗战时期，把退却终点设在敌占区也是可能的。但是，为了对付日寇的"扫荡"，我军通常的做法是"敌进我进"，，即前进而非退却至敌占区。罗荣桓提出的"翻边战术"就是如此。为什么不是退却而是前进至敌占区？这又牵涉到敌人开始"扫荡"时，我军主力的位置问题。罗荣桓主张，应将其设在根据地的边沿，靠近一路敌人的地方，而不是根据地的中心。所以要靠近一路敌人，一是便于就近掌握这一路敌人的情况和动态，从而能比较安全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进入敌占区。二是可以同敌人擦肩而过，可以最快地摆脱敌人。而从根据地退至敌占区就要退至根据地另一侧，沿途不易迅速摆脱敌人，甚至可能被敌人纠缠。如果不掌握另一侧敌人的情况，还有遭敌袭击的危险。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地域狭小的条件，决定了在反"扫荡"时实行"翻边战术"的必要性。当日寇进行"扫荡"时，进至敌占区是可能的。罗荣桓说："敌人在政治上基本是处于劣势地位。因为敌人是异民族侵略者，我则有普遍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且实行了为广大群众所拥护的政策，这同敌人的抢掠残暴行为对照，敌人显然是劣势。" [4] (《罗荣桓军事文选》，151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正因为日寇是异民族侵略者，遭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痛恨，而坚决抗战的八路军即使在敌占区也会得到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加之敌人兵力稀少，不敷分配，因此，八路军即使到了敌占区也能获得比较安全的"庇护所"和行动的主动权。敌人是异民族侵略者，加之兵力稀少，又为实行"翻边战术"提供了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不会自然地转变为现实性。罗荣桓认为，需要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关键是要坚持边沿游击区。边沿游击区，又称边缘游击区，外围游击区，是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的地带。坚持边沿游击区首先是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因为这一地带将随时因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而变化。当敌人兵力多，对我加紧"蚕食"和紧缩时，这一地带就会向根据地内移动；当敌人兵力减少，我军力量增强，将敌人往外挤压时，这一地带就会向敌占区移动。边沿游击区是抗日军民的前沿阵地，它坚持得好，根据地就会巩固和扩大；否则，根据地就会遭到敌人的"蚕食"和摧残。边沿游击区不仅是抗日军民的前沿阵地，而且还是实行"翻边战术"的跳板、通道和桥梁。八路军要从根据地"翻"到敌占区，必须经过边沿游击区。因此，罗荣桓提出，要使这一地带"成为我们外围的扩张线，活动的跳板"，"通向敌占区或越过严密封锁线之潜渡桥梁" [5] (《坚持着我们的边缘游击区》，《罗荣桓军事文选》，135页)。要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罗荣桓认为："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很细腻的组织我们的一切力量，发挥出对敌人斗争的创造性，坚强我们外围游击区的工作，向着敌人占领区内部去活动，把敌人的紧缩包围封锁圈拉破口子，使敌人纵深点面的控制有不牢固的环节，使我们有条件地向着敌人占领地带上打击它的虚弱
还有华北地区的武工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