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与此相关的是，这个构想是谁最早提出来的？
阅《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看到以下记载：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新闻记者曹聚仁，张治中、邵力子、徐冰、童小鹏参加。曹聚仁说：台湾方面了解第三次世界大战己经没有可能，反攻大陆也不可能。毛泽东说：“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目前台湾为了对付美国和内部，可以反共，因为他们要生存。台湾可以派些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在谈到加入联合国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并不着急去加入联合国，但进行这种斗争是必要的。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条件是:只能一个中国，不仅要进入联合国大会，而且要进入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各种组织，否则就不干。反对“两个中国”这一点，台湾和我们是一致的。”(张治中:在反对南越占领西沙群岛问题上台湾也是和我们一致的。) ]
从上面的对话可以清楚看到，毛泽东的想法是：根本原则是“只能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 绝不动摇；但是，可以实行两种制度，“台湾一切照旧”，“实行三民主义”；台湾有自主权，台湾的一切政策都必须经台湾领导人“同意后才做”；不仅如此，台湾“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参与全国的政治。
这不就是完整的“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吗？历史的事实就是如此——是我们的开国领袖毛主席最早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时间是1956年。
上述各点现在看起来似乎都很平常，但在1956年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却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也需要伟大的政治家胸怀。那是在国共两党刚刚经历了殊死搏斗后才不过六、七年的时候。在中共高层的精英群中，只有毛泽东能够提出这样的构想。为了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抛弃前嫌，不计个人恩怨，与几十年的老对手谈合作，甚至以宽容的态度，理解对方“为了对付美国和内部，可以反共，因为他们要生存”，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到了1958年，当毛泽东了解到蒋介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后，再一次提出了联蒋抗美的方针。
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又一次会见曹聚仁。周恩来、李济深、程潜、张治中、章士钊、童小鹏在座。
毛泽东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果蒋介石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美国不要他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章士钊插话说：“这样，美援会断绝。”毛泽东马上说：“我们全部供应，那有几个大钱？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曹聚仁又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毛泽东很爽快地回答：“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直到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然牵挂着国家统一的大事。他在1973年派章士钊去与国民党联系（曹聚仁已于1972年去世），并取得进展。可惜92岁高龄的章先生由于劳累而去世，使此事夭折。
由此可见，采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是毛泽东早已构思，一以贯之的想法。这是毛泽东“民族大义高于一切”信念的具体体现。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凡是涉及到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大事，他从来以“民族大义”为重。无论面对的是多么强悍的对手，只要危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他都没有退让过；只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即使是多年的宿敌他也会不计前嫌与之合作。人们都说，毛泽东是为中华民族奋斗一生的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这确实是历史的结论。所有的中国人，不管其意识形态有何差异，只要认同“民族大义高于一切”这一基本信念的，就必定认可这个历史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