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贵粟疏》是汉代大臣晁错写给汉文帝的一篇奏章，主要论述了农业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并提出了重农抑商、提高粮食价格（贵粟）等政策主张。以下是该文的文言文原文及翻译：
原文：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蓄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是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於卿大夫，上足以备库府之积，下足以应天下之灾。今蓄积未广，忧在仓库不充实。夫以匹夫徒步之美，不能以此化天下，虽有王霸之名，未有王霸之实也。是何也？王霸之道，道在强本，本强而末治。是以三代王敬事上天，尊鬼神，重祭祀，郊社宗庙，禋祀祝僯，皆所以尊天地、敬鬼神以求福报也。务修田畴，敬事上天，其赐甚厚。愚以为攻者不必待旗旄，守者不必待城郭。效死于敌者，非为将帅文吏也，怜其父母妻子也。故兵者，凶器；战者，逆德也，不得已而用之。夫务耕织，送迎往来，出入官道，所以为业也。今边郡屯戍，转输给用，悉仰县官，而民无能自安者。谈说之士议曰“置屯田，以省转运，宽民力”，此亦救弊之术也。
翻译：
明智的君主在上面统治，老百姓之所以不受冻挨饿，并不是因为君主能亲自种庄稼给他们吃，织布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啊。所以尧帝、大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洪水，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干旱，但国内却没有因饥饿而死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而事先早作了准备啊。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尧、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可是储备却没有当年那样充足，这是什么道理呢？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够生长粮食的土地没有完全开垦出来，山林湖沼的资源没有完全利用起来，游手好闲的人也还没有完全回到农田上来。
百姓对穿衣的要求，不在于衣服质地的美好和式样的新颖，而在于冬天能御寒，夏天能遮体就行了。吃饭的要求也不在于食物的精美和味道的甘美，而在于能吃饱肚子维持生命罢了。如果肚子饿了没有食物去吃，身上冷了没有衣服去穿，即使是慈爱的母亲也不能保全她的儿子，国君又怎么能拥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掌握自己的百姓了。
百姓如同水一样，可以顺流而下，也可以逆流而上，这没有什么分别的。珠宝玉石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然而大家都把它们看得非常贵重，就是因为君主需要它们的缘故啊。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没有饥寒的忧患。这就使臣子轻易地背叛了他的君主，而百姓轻易地离开了乡土，盗贼受到了鼓励，逃亡的人得到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粮食布匹等农产品生长在地里，按时节生长成熟，要靠人力聚集起来，这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搬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一天得不到它，冻饿就来到了。因此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的价值而轻视金玉。
现在一个五口人的农家，家里可以参加劳作的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田地不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的收成，不超过一百石。春天耕地，夏天锄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砍柴割草，修补房屋，服劳役，交赋税；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春天顶着风尘，夏天冒着酷暑，秋天淋着秋雨，冬天踏着寒冰。一年四季，没有哪天能够休息。还要自己私下里去送礼，请别人来喝酒吃饭，慰问死者，救济病人，抚养孤儿，养育幼儿，所有这些都要靠劳动所得的收入来维持。像这样辛苦地劳作，还要遭受水灾旱灾的威胁，再加上官府横征暴敛，急于搜刮钱财，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随时更改，早晨发出的命令，晚上就可能改变。在这样情况下，农民即使有粮食，也要半价卖掉，因为没有钱，只好借高利贷，于是出现了卖田宅、卖子孙来还债的事情。那些商人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商品，操纵物价，每天在市场上游逛，趁朝廷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货物的价格就成倍增长。所以他们男的不去种田，女的不去纺织，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珍贵的食品；没有农民的劳苦，却有丰收的粮食。他们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游山玩水，驾车马，穿丝绸衣服，吃山珍海味。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流亡的原因啊。
当今的法律轻视商人，可是商人已经富贵起来了；尊重农民，可是农民却已经贫贱了。所以世俗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视的；官吏所鄙视的，却是法律所尊重的。这样上行下效，喜好与厌恶背道而驰，要想使国家殷富、法制健全，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