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案重新再审并非仅由《意见》“说了算”，而是基于法律程序、中央政策导向及司法实践综合推动的结果。以下从法律依据、政策背景、案件特殊性三方面展开分析：
顾雏军案再审的核心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三）项规定，即“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或“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时，法院应启动再审程序。
《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及后续相关政策为案件再审提供了政策框架，但并非唯一决定因素。
强调“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明确要求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案件“有错必纠”。
提出“及时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顾雏军案因涉及民营企业、国企改制等敏感问题，成为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同步出台《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将中央政策转化为司法操作规范，要求法院对涉产权案件“有诉必理、有错必纠”。
政策为案件再审提供了方向性支持，但具体判决仍需以法律为准绳，通过司法程序独立审查证据和法律适用。
顾雏军案再审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反映了司法系统对历史遗留问题的纠错态度。
案件发生于2004年“郎顾之争”后，涉及国企改制中的产权界定、资本运作合规性等争议，原判决在当时政策环境下作出，但后续法律和政策对产权保护的认识已发生转变。
顾雏军长期申诉（2012年出狱后即提出再审请求），社会对案件的关注度持续存在，推动司法系统重新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再审传递“依法保护产权”的信号，回应社会对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保护的关切。
案件再审结果（如是否改判无罪）将影响司法公信力，法院需在法律框架内平衡历史背景与现行法律标准。
政策强调“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但这一原则需在具体案件中通过司法审查实现，而非直接决定判决结果。
例如，顾雏军案中“挪用资金罪”的争议，需法院审查资金用途、董事会决议等证据，判断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而非仅依据政策定性。
结论：顾雏军案再审是法律程序、中央政策导向与案件特殊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意见》提供了政策框架和纠错方向，但最终判决需由法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独立作出，体现“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的司法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