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懦弱与否，与民族品性无关，不要随便扣帽子。
关键在于人的团体性。
在社会纷争中，一个抱团的群体，即便只是一帮妇女，面对基层执法，也是桀骜不驯的可怕家伙；与之相反，如果只是一个个体，哪怕再身强力壮，当他面对一个政府执法部门和帮派，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会拥有抵抗的勇气。“打赢这个家伙又能怎样？人家可是一堆人啊”，他不由自主地会跪下。
抱团的人，自然而然就勇气激烈，因为他背后站着一个整体。
就像中国潮汕地区宗族强大的居民，桀骜难驯，是职能部门望而生畏的存在；就像穆斯林群体，哪怕只有一个穆斯林路过政府作保的收费站，都是昂首挺胸，凌然不可轻辱的可怕存在，因为他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共呼吸的人。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政治家商鞅提出，“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即是从根本上消灭民众抱团的可能性，分民则民至弱，可役使也。
从这个角度看，对中国人的印象，从战国时期的慷慨雄烈，发展到后来的怯懦胆小，乃是商鞅伟大政治韬略深谋远虑的结果。
所以，商鞅才是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大政治家，虽然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他的厉害之处。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
——《商君书弱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