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知乎上写了一个关于西方也有提出类似经络的概念的内容，被人质疑，如果西方有医学，为什么治不好黑死病？
这本是一个不值得回应的问题。毕竟黑死病这玩意儿，中医也治不好。
我们来看看中医对黑死病的分析。
最早提到这个病名的，大概是名医张聿青（约当同治、光绪年间），他说：
由此可知，他根本不知道黑死病是什么，只是觉得古籍上有一些症状描述有点儿相像。他觉得肺鼠疫就是风温肺热病（今作为中医儿科学对肺炎的称呼），在这一段后面也提出了一系列药物说可能有用。但我们要注意，他自己都说了，他没头绪，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能让我们相信呢？
然后是沈翊清，在他的《东游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里，描述了在日本见到黑死病疫情，称日本医生无法处理。
日本当时使用的是一部分汉方医学（中医衍生）和一部分兰医学（西医）组成的特殊医学模式，虽然两方面都还没有做到如今日一般的“高技术”，但也能代表当时的医疗水平了。
在徐珂编的《清稗类钞》 （民国初年）中，有这样的描述：
他对症状的描写其实并不很符合实际，可能和作者缺乏医学背景有关。他认为，得了这个病就应该扔水里或者烧掉，才不至于全国流行。可见在他看来，这个病也是治不了的。
由邱文鸾、刘范征、谢鸣珂撰写的《台湾旅行记》（民国四年）则说：
从这里看出，他们认为黑死病是西方传染到中国来的（也就是说，中国这时是有黑死病疫情的），可以推测此前中国人没见过这样的症状表现。黑死病的死亡率很高，“十人而九”，也知道这是老鼠传染的，所以扑杀老鼠。但很矛盾的是，他们知道外国老鼠传染病，却又养外国老鼠，觉得可爱。这里面不能排除外国人是为了让我国染病而带来了这种小白鼠（实验动物鼠？）。
大家都承认我国有经络体系吧？我国有经络体系，也没能治好黑死病。所以能不能治好黑死病，本身并不能否定一种国家或民族的医学中有经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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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内容来看，我国当时也已经明确了，黑死病就是鼠疫。所以，我们可以再参考一些关于鼠疫的记载。
我国最早明确记载的鼠疫，是乾隆壬子、癸丑年间（公元1792~1793年），从云南开始，许多省份都陆续出现了“鼠疫”病人，逐渐蔓延开来，不得控制。全国病人不计其数，无法救治，只能死去。当时，文人师道南有一首恐怖的诗叫《鼠死行》，就描述了云南赵州的实情。诗刚作成，他也感染了鼠疫，不久死去。在当时的记载中，这样写道：
直到同治初年，云南疫情还时有发生，有记载：
后来，一百年后，到了1891年。这一年，罗汝兰完成了《鼠疫汇编》。当时，他受王清任《医林改错》启发，认为鼠疫“无非热毒迫血成瘀所致”，在书中详细描述了鼠疫的各种症状，将王清任所立解毒活血汤原方中的枳实改为厚朴，称加减解毒活血汤，用于治疗鼠疫，据说较有效验。这本书并不是他自己完成的，是在他读过吴宣崇所辑《鼠疫治法》后，与茂名人许经畲共同增删该书，结合己见，才最终完成。
但是，这真的有效吗？当然并没有。只能说，鼠疫是有流行规律的，确实歇了几年没有再发。清末，时局动荡，鼠疫疫情又出现了。
首先是光绪时的广东省。医史学家陈邦贤的《自勉斋随笔》中有“鼠疫的文献”一条，这样说道：
宣统以来，疫情更多。
宣统己酉秋八月，署名“孟今氏”的一本书《医医医》（书名意思是：朝廷对于医者之医方，世界对于医者之医方，医者自医之医方）中这样写道：
在罗汝兰等人自称能治鼠疫后，医生们对这个病的认识又退步了。这个不愿意写出真实姓名的医生，竟然认为鼠疫是荒唐的，其实就是“脚气（维生素B族缺乏病）”。
他说的那个西方人用的“臭丸臭水”，其实就是煤焦油皂液，杀菌消毒用的。其实以当时的医疗水平，这恰恰是所能提供的方案中最有效的。他竟然看不起…
当时，许东雷有首诗，说是“庚戌（1910年）秋冬之际上海检查鼠疫风潮陡起，感而赋此”。在这首诗中，他说：
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当时谣言纷起，说什么刳孕妇之腹，抉小儿之目，就阻止疫病流行。当时大家也都知道“救世须仁术”，但究竟要如何才能防治鼠疫，却没人知道。
罗汝兰等人提出的“有效治疗法”，竟然没了！
后来，虽然他的诗《题徐相宸采药小影》中这样写道：
这里似乎是在说徐相宸（徐灵胎的后代）有防治鼠疫的良方，
但实际上只是吹捧而已，徐根本不会治鼠疫。
鼠疫流行，严重影响了当时的清政府。我们可以看宣统年的诏书，如下内容都提到了防疫（最典型的就是东北）：
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东北鼠疫，最后由西医伍连德解决。中医的方法，竟然无用。
抗疫胜利后，由清政府主办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该会1911年4月3日至4月28日在奉天召开，有中、美、奥、法、德、英、意、日、墨、荷、俄11国34位专家学者参加，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检疫事业创始人、“鼠疫斗士”伍连德任会议主席。
当时还有一段趣事：日本人不服伍连德任主席，推举北里柴三郎，但其他与会专家都反对，只能麻烦北里屈居副主席。这里就要说到一段后话了。后来，日人恐中德合交，乃造鼠疫以阻之，鼠疫成为生物武器。据“伪满皇宫的手账”《满宫残照记》记载，伪满州国时期，郑孝胥也曾主持防疫工作并获得成功。这被说成是他做过的为数不多的好事。
清政府开会的目的，原本是觉得当时亟须向国外学习先进的防控经验（《梅楞章京笔记》称：中国于防疫素无经验），但结果发现中国做的最好（归根结底是社会体制问题）。这次会议意义非凡，时至今日仍然是国际流行病学上的一次经典会议。
但是其实伍连德做了什么呢？诏书里也写了，就只是强制隔离而已。
我说伍连德是西医，其实不只是因为他不用中药，还因为他是外国人。伍连德出生于英属海外殖民地槟榔屿，祖籍广东台山。伍连德的父亲伍祺学在大清尚无国籍法时前往槟榔屿，未获得大清（中国）国籍。早在1790年，英国已在槟榔屿实行殖民统治，故伍连德当时实际上是英国国民（海外）。马来西亚独立后，自然是马来西亚国籍，他从未入籍中国。
还有其他的记载中也描述了东北的鼠疫疫情，如陆士谔所作《清朝秘史》中这样说：
可见山海关里的疫情并没有很严重，伍连德防疫非常成功，署名吾庐孺的《京华慷慨竹枝词》中有诗为证（歌功颂德）：
上面提到的《清稗类钞》当然也有记录：
所以有些人说，欧洲人早就得过了，有抗体了，所以不害怕了，这是错的。刘体仁的《异辞录》中，还有一证：
德国太子仍然害怕鼠疫，而且深知药物无效。
我们再来看看小说，署名海上说梦人的小说《歇浦潮》中，有这样的故事：
塑造了个发国难财的形象。这里面说的“臭药水”，就是上次提到的“臭水”。由此推理，上海人是知道“臭药水”消毒能预防鼠疫的，他们不用中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