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为什么要反TG——读《余英时回忆录》
作为名满海内外的学者，余英时先生一贯坚守自由主义立场，反对TG Ducai Zhuanzhi。余英时的反TG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在学理上难以认同GCZY学说，另一方面和他的家庭出身、成长经历有极大关联。《余英时回忆录》回顾了自身的生命史，为我们理解余英时反TG态度提供极好的媒材。
一、屁股决定脑袋
余英时出生于中小地主家庭，然而家里地租还不够开销，甚至还需变卖部分田地，这很大原因是因为余英时父亲余协中高昂的学费，其在国内读完中学、大学后，后赴美国留学。余协中回国后，先后在天津、南京、沈阳和开封担任教职或公职。由上可知，余英时家庭受益于封建地主制度，依附于国民党政权，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关于地主剥削佃户的说法，余英时依自身乡村生活经历给予了否定，在潜山官庄，地主和佃农并不是阶级对立，相处较为融洽，是一个祥和安宁的乡绅自治社会。但仅凭自己家乡地主与佃农的和谐关系否定地主与佃农的阶级对立未免武断，在后文中余英时提到“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对于此种困境，余英时寄希望于士大夫的同情与义愤，更为关键的是对自身田产下刀的勇气(此点亦是理解余英时思想的重要线索)，因为中国历史上，士大夫往往都属于地主阶层。不难理解，余英时认为打倒地主和阶级斗争是为暴乱。根据余英时的研究，如果不是暴力革命的摧破，中国可能已经自然演化为“富而好礼”的文明社会。对于土地问题，国民党一直主张耕者有其田，但国民党同时保护私有财产，使土地改革步履维艰，“耕者有其田”终究成了口号。相较于TG的打土豪和工人运动，地主和资本家更加拥护国民党。地主家庭出身的余英时尽管对国民党不尽满意，但归根结底总是拥护的，他相信尽管曲折，国民党政府总能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而这一切毁于抗日战争。抗日战争使中国TG绝处逢生，转败为胜，实施独裁统治。余英时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铁杆拥护者，即便丧失部分领地，也应尽量避免和军事工业强国日本开战。求和不至于亡国，开战必然亡党。当然这种求和绝不是汪精卫式的投降路线，在没有重大牺牲的条件下，割让部分土地，国民政府一方面积极反TG，一方面发展生产，待各方条件充足，对日本开展反攻，收复领土。但没人会向日占区的人民保证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反攻，10年？20年？100年？历史没有假设，更没有预期。可见，余英时的家庭出身为余英时的反共态度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一路坏印象
如果单单以出身作为余英时反共的理由，实在过于机械和牵强，也是对余英时的不公。作为知识分子，虽然没有超阶级的立场，但可以主动选择成为某个阶级的代言人。而为何种阶级代言，来源于知识分子的生活历史和现实遭遇。对于TG，余英时一路走来，对其实是没什么好印象。抗日战争时期，潜山地区一直活跃着TG的武装力量，早先自称红军，后来改称新四军第四支队，1935年，该部队绑架勒索百姓，求财不得残杀百姓300余人，尽管后来查证是高敬亭个人命令，其也被处死，但给幼小的余英时留下巨大的童年阴影。在高敬亭被处死后，族兄平格因不与新四军合作，被残忍杀害，这加深了余英时对TG的恐惧。1946年，余英时跟随父亲去沈阳居住，并在父亲创办的东北中正大学读书，听闻苏联红军在东北奸淫掳掠，余英时对GCZY更无好感。一年有余，因为国民党东北战场失利，余英时不得以随父亲转居北平，在飞离沈阳市时，差点坐上失事的飞机，侥幸逃生。到北平后，余英时自然就失学了，随后考取了辅仁大学，但又因共军包围北平，未能入学。在北平期间与TG员表兄汪志夫交往较深，论及GCZY，发现大部分共产党员对于共产学说了解有限。1948年，因为战乱，余英时一家再次迁居上海，余英时在上海被解放，后来因父亲的国民党经历，一家人被迫迁去台湾，而余英时作为长子，留在上海处理杂物。余英时清楚的记得，在杨树浦码头和家人真如生死两别。同年余英时考取燕京大学，随后赴北平读书，在北平，新政权已经成立，政治氛围日趋浓烈，余英时对新政权抱有疑虑，但自言因为年轻气盛左倾狂热，申请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可以清晰的看到，余英时颠沛流离，屡次失学，大半因为国共内战，跟随着国民党且战且逃，再加之沿途见闻，反TG态度的形成也是自然的结果了。
1950年元旦，余英时从深圳去去香港的的途中，在过罗湖桥的一刹那，终于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精神为之一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