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载：子路宿于石门，晨门问其来处，子路答“自孔氏”。晨门遂问：“是那位明知不可为却偏要去做的人吗？”由此，孔子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典范。
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十四载，宣扬仁爱，力倡恢复周礼。然其道屡遭困厄：陈蔡绝粮，性命堪忧；思想不容于当世，被讥为“丧家之犬”，饱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磨砺。
孔子本可不必选择这条颠沛流离、险象环生之路。周游前，他已实现“学而优则仕”之志，官至鲁国代理宰相，位高权重，参与国政。若偏安一隅，著书立说，亦足以成为一代鸿儒载入史册。然而，正是这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使其思想历经淬炼，用生命践行过的思想，远比纸上空谈比更有感召力，最终成为塑造华夏两千余年精神底色的伟大思想家。
纵观青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先贤，多为洞明世事的智者。
被誉为“智圣”的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痛陈：“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他深知蜀汉积弱，曹魏势强，汉室复兴渺茫，却仍以生命践履承诺，六出祁山，直至五丈原秋风之中，油尽灯枯，犹强撑病体校阅军册，以行动诠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文坛巨擘苏轼，被其爱妾王朝云叹为“一肚皮不合时宜”。当宋神宗力推王安石变法，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作《山村五绝》，以“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喻青苗法扰民，并上奏直陈变法弊端，终因政敌构陷，身陷“乌台诗案”，几近丧命，贬谪黄州。及至旧党司马光当政，尽废新法，苏轼又挺身力保免役法之利，直言“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当旧党欲褫夺王安石配享孔庙资格时，他再次拍案：“安石岂非圣人哉？”此番“不合时宜”，令年近花甲的苏轼再贬惠州。新党当权，他为民请命；旧党得势，他替政敌发声——这份超越党争的良知，在倾轧的朝堂之上，岂非正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总在逆流中坚守正道，故显“不合时宜”。
南宋状元文天祥，官拜右丞相。元军南侵，他两度起兵抗元，散尽家财为饷，终在五坡岭被俘。面对元廷高官厚禄的诱降、忽必烈亲许的相位乃至死亡的威胁，甚至降元宋帝的劝降，他始终坚贞不屈，不为所动。囚于元大都地牢，他挥毫写下《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文天祥以不屈气节，在史册上留下光耀千秋的一页，以生命践行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誓言。
于这些先贤而言，“不可为”是时代筑起的铜墙铁壁；而他们的“为之”，则是以生命撞击高墙的惊雷！他们不问成败，唯求无愧本心！
当孔子被讥为“丧家之犬”，可曾预见儒学将融入华夏血脉，绵延不绝？当诸葛亮悲叹五丈原，可曾想到千年后人们凭吊武侯祠，依然“长使英雄泪满襟”？当苏轼颠沛流离，可曾料想“东坡居士”会成为历代文人的精神标杆？当文天祥从容就义，又怎知七百年后，其诗篇仍被青年传诵，浩然正气已深植民族魂魄？
“不可为”是对现实桎梏的清醒认知，“而为之”则是守护良知、直面人生的无畏勇气！识时务者未必为俊杰，敢于逆势而行的勇者，方显英雄本色。
谨以此文，向所有“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致以无比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