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圆果团子 的翻译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更新部分的翻译（加粗部分）。由于不是搞数学的，一些部分的翻译可能不太准确，欢迎指正。
另外，莫宗坚教授在原文中贴了很多材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原文处进行下载。
根据评论的补充，更新了几个译名：
W.Y.Hsiang -> 项武义
H.H.Wu -> 伍鸿熙
Y.T.Siu -> 萧荫堂
C.L. Zhao -> 赵春来
D.G. Deng -> 邓东皋
M.Chen -> 陈猛
Yucai Su -> 苏育才
作者：圆果团子
链接：翻译：张益唐在普渡的生活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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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益唐博士在孪生素数猜想上取得的重大进展，已被著名数论学者H .Iwaniec教授证实。这是一项历史性成果，我向张益唐博士表示祝贺。孪生素数的概念源自古希腊。欧几里得证明了存在无穷多个素数。我们可以把整数看作建在数轴上的房子，并在每座素数房子里放一盏灯，那么将会有无数座房子被点亮。（这是欧几里德的定理）所有亮灯的房子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最自然而然的想法是素数是随机出现的。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猜想（孪生素数猜想）是这样陈述的：有无穷多对房子（p,p+2）被点亮。我们未能在欧几里得的著作中找到有关这种猜想的记载。反正它已有千年历史。（实际上，这是de Polignac在1849年的工作）如果孪生素数猜想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得出整数并不是被随机构造的结论。这是多么奇异的结论啊。张博士所证明的就是存在一个小于或等于7，000，000的数n，使得p与p+n均为素数。有人好奇于益唐在普渡大学的研究生生涯。作为张博士的论文导师，我会分享我关于他的记忆。
在1984年，著名数学家陈省身邀请伯克利的项武义教授、伍鸿熙教授，哈佛的萧荫堂教授，哥伦比亚的J.Morgan教授以及我到北京来，在一个特殊的暑期班里，给全中国最顶尖的研究生授课。接到陈教授的电话，我倍感荣幸。我为他所看重的项目工作了一整个夏天，见到了几位未来的杰出的青年数学家，如张寿武，张益唐和陈猛。
当然了，我们试着让这批天赋异禀的学生去美国留学。海外人士对他们的才华一无所知。那时我在数学系研究生委员会里。我以信誉为担保，说服我的同事录取了其中十个学生。他们一到普渡，就在初试中表现出色。于是，人们打消了所有的疑虑。他们来了以后，我向普渡的各位教授引荐了他们，然后，就只剩下了一个名叫张益唐的学生。
通过丁石孙教授（代数学家，北京大学校长）和邓东皋教授（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的推荐，张益唐同学于1985年1月被录取为普渡大学研究生。丁石孙教授特地请我关照张益唐。他到来时，我们洽谈甚欢。益唐表达了他在代数几何领域工作的意愿。我点点头，记起来在普渡召开的国际会议（为庆祝Louis de Brangles在比伯巴赫猜想上取得成果）上，法国数学家Jean Dieudonné的呼吁。Dieudonné对几百个分析学家说：“你们应当到代数几何的领域里去——那是数学的未来。”益唐还提出了他在我指导下学习的想法。他已经发表了一篇论文，而且在解析数论方面，他受训于潘教授（特别是在另外一个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中心问题的分支领域）。(上述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我当时并不了解张益唐本人的经历。直到张益唐来到普渡的一年后，我才从来普渡访问的北京大学的赵春来教授（很明显，他和张益唐互相认识）处得知张是潘的学生。当时，我向赵春来教授提到张益唐是我的学生，并且（无意中）提到他也是丁石孙教授的学生。而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赵春来教授告诉我：“益唐并不是丁的学生，而是潘教授的学生。他曾在潘那里学习数论。”我有时会对益唐为何就此对我保密而感到迷惘。这件事上，赵春来教授可以为我作证。我在此对上一版的读者表示歉意。)得知了这些事情，我为我能收这样一位天才为徒而高兴。我感受到他的热情，就选定了这个课题，并尽我所能去教导他。
我觉得张益唐是一个志存高远、勤学善思的年轻人。
选定论文主题之后的一整个学期，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我们的讨论集中在我发表的论文（On the Jacobian conjecture and the configuration of roots. J. fur die Reine and angewandte Mathematik, 340, 1983, pp. 140-212）上。有时讨论持续到拂晓。益唐在普渡的第一个学期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张先生每当和我独自相处时都提到他希望我能在他关于雅可比猜想的证明上署名。我总是告诉他“我从不在学生的博士论文上署名。我对所有学生都是如此，你可以从我过去学生的记录中发现这一点。我从不和学生一起发表论文，我和他们的一切讨论都属于我的学生。”当然，我理解为什么一些指导老师会在学生的博士论文上署名，因为有时候他们不得不为学生写博士论文。另一方面，学生和老师合著的情况下，可能也会出现对学生不公的情况。这些是我的个人哲学。每过几个月，我们就会为此重复争论。直到有一天张相信自己解决了雅可比猜想。
证明猜想这件事在数学界历来有分歧。我个人认为数学中既有科学的部分，也存在逻辑的部分。猜想属于前者，而证明属于后者。比如，在物理学中，牛顿重力定律无法从逻辑层面证明，而只要没有重大的反例，这就没有问题。科学的部分是数学的中心。
Emilio R. Lluis教授在听说我声称证伪了S.S.Abhyankar教授关于嵌入直线的定理后（这是Serge的一个未证明的猜想），写信给我主张他才是第一个证伪了这一猜想的人。而我在回信中，我展示了他的证明也是错误的，并且告诉了他“我很高兴我们是第一批指出了Segre的错误的人，而且你知道你是第一个这么做的“。
我认为开创了一个领域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提出猜想的，再次是研究这些猜想的，最次的才是证明了猜想的。
一般来说，科学理论是无法被证明的。牛顿重力定律尽管被光路发生弯曲以及水星轨道不同于预测这两个现象证伪了，但这并不妨碍牛顿定律在一些条件下仍然有效，更不意味着牛顿定律会因此而没有价值。至于逻辑证明，一般认为在不远的未来，人工智能可以处理一切逻辑问题，那时逻辑证明就不会多么有意义了。
接下来的两个学期，我组织了一个关于广中平佑教授奇点消解定理论文的研讨会，这些论文可谓意义深远。研讨会里有5个研究生，包括益唐。我相信，这两个学期过后，世界上又多了几个研究过这些论文的人，那就是我们。格罗腾迪克教授曾经将这些论文列入世上最复杂的论文当中。三个学期过去了，我们巩固了成果，接着我感到我做的不太对（我表现得太像如今的“虎妈”了），我应该给他成长的空间。然后我就停了下来，不再施加任何的压力。他一周过来与我谈一次，我细心倾听。我将我研究数学的方法传授与他。我认为，存在“好”的数学与“坏”的数学之分。为了在“好的”数学中找到原创性的证明，我们必须通过计算验证，还需要有洞察力。一味相信过去的某些结果是不明智的。举个例子，如果你想从事大一统理论的研究，却完全相信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那么你就是个傻瓜。再比方说， 我对雅可比猜想的研究是非常好的，然而归纳一对不大于一千的数需要大量的计算, 因此结果不是自明的。我们需要更多的试验，更多的预见性。我想让他从这篇论文里学到的是演算和检验的方法。
益唐把他的空闲时间都用于思考数学。几年后，益唐觉得他或许找到了一种不依赖我的论文便可解决雅可比猜想的方法。他告诉很多人他解决了雅可比猜想，但从来没和我提过哪怕一个字。有一天化学系的Yeh教授告诉我数学系的一个叫张的学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我才知道这件事。我把益唐叫到我的办公室问了他这件事，他才告诉我他在没有我的帮助下解决了雅可比猜想。我想他的意思是他不想把我的名字加进来。我让他把证明告诉我。而在他告诉我他的解法后，我发现其中有数十个错误，而且证明非常奇怪以及低水平。我向他指出了这些错误，并且告诉他他的证明是错的。自此，他再也不提想要我在他关于雅可比猜想的证明上署名这件事了。显然，张关于这些事的说法是谎言。他的工作显示他凄惨地失败了。他应该把他的才智用在其他地方。这和他对Wilkinson先生发表的言论是相互呼应的（《纽约客》2015年2月刊）：他称他的老师坚持要他做代数几何，并称“我研究了这一领域，但我并不喜欢...他（教授）认为代数几何比数论更重要，于是他强迫我做这个。他是校长，他有这个权力。”这里的“他”指的是德高望重的丁石孙教授。我对丁石孙教授非常熟悉，在我看来他不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相反，在1985年许多中国学生非常渴望出国，有些学生倒更有动机去做些奇怪的事情。可能张益唐只是假装对代数几何有兴趣，并以此欺骗丁教授为他写推荐信。后来，张益唐否认了丁石孙是他的老师。在过去33年间，张不曾在代数几何这一领域发表过任何论文。而前10%的博士生一般会在完成博士论文后的10年内发表第二篇论文。但张益唐在代数几何这一方向上没有哪怕一篇论文。他既浪费了自己的7年时间，也浪费了我的7年时间，更浪费了成为一个年轻的中国代数几何学家的机会。
多年后，一个年轻的数学家苏育才写了三篇文章试图证明雅可比猜想。我检查了他的文章，认为他是一个严谨的数学家。我担心他会灰心丧气，甚至被某些人嘲笑，因此我在Arxiv上发表了我的评论。在开头，我这么写道：
“雅可比猜想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也许人们还需要100年才能解决它。你的尝试是高尚的。也许奥林匹斯的众神会在某天向你微笑也说不定，不要太失望了。”
然后我列出了那些曾在雅可比猜想上栽了跟头的著名数学家们。
作为雅可比猜想之殿的守门人， 我尽职尽责地检查着每一个呈现在我眼前的证明，如果这个证明是无效的，那么，就算它和我的工作无关，我也会封锁殿门，无论来者何人。“也许雅可比猜想是个未来的难题。”我想。
在1991年，即他在普渡的第七年（根据校规，那是益唐在普渡的最后一年），我让益唐开始写他的博士论文Jacobian Conjecture and the Degree of Field Extension（任何人的论文都是公开的，这篇论文就在普渡的图书馆里）。他把这篇论文呈交给了由我，L. de Brangles,，J. Lipman和W. Heinzer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其中我担任主席。他的论文极其顺利地通过了答辩。所有评委都同意这是一篇可以接受的毕业论文（评分为B），但显然这同菲尔兹奖相去甚远。另外，“他试图证明猜想的某个推论，而不是猜想本身”（引自Wilkinson，《纽约客》2015年2月刊）。他错误地声称他在博士论文中证明了雅可比猜想，并该因此被授予“菲尔兹奖”。然而经过仔细检查，他引用了莫宗坚的一个错误定理，因此他的毕业论文不能发表。他在说谎。无论谎言怎样流传也不会改变事实。任何人都可以从本文附带的他的博士论文中看出这一点。
有些人觉得数学家是怪胎，我不那么认为。我所认识的数学家都相当正常。在普渡的七年里，益唐就是个正常的学生，他当选为普渡大学中国留学生会的会长，并恪尽职守，一心为公。益唐有几分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有时我们也就此聊一聊。我向他提起过孔子的格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认为这句话非常贴合学术研究，他表示赞同（然而这只是在表面上。他实际上一直都对出名孜孜以求。陈省身教授曾说过：“黎曼和庞加莱是数学家中的 菩萨。... 而我们不管多么努力也无法成为罗汉。... 人人都知道菩萨，但没人知道谁是罗汉。因此我们不该在出名上浪费太多精力。”）
有时我遗憾于没有为他介绍工作。不过，说真的，谁能讲这个决定是好是坏呢？无论如何，他的普渡PhD学位总归帮了他。也许他注定会经受磨难，并且在数论方面取得成就，但显然他在代数几何上做不出任何有意义的工作。在七十年代末，我的确替我第一个学生找到了工作。之后，当我和我的同事说起我的想法时，他们都笑了，告诉我，在远去的六十年代一个教书的人这么做才算正常。时代在改变，七十年代末有了新的趋势，那就是终身教职制度，而且学生必须自行找工作。所以当益唐毕业后，我把常规的求职方式告诉了他。当我注视他的双眼时，我发现了一个躁动不安的灵魂，一丛燃烧的灌木，一个想到达北极点的探险者，一位想征服珠峰的登山家，一个旅人，为了达到目的地，不畏电闪雷鸣。益唐从没有回来找我要过推荐信。显然，他并没有寻求一个职位。甚至到了益唐公布他里程碑式成果的那个日子，我都不知道什么样的道路才最适合他，但是有一样事情我是确定的——他无法在那种“非升即走”的环境里生存下来。那不是他过得了的日子。我看到了他不羁的灵魂，我必须给他自由。益唐告诉我，他将去罗格斯大学找Iwaniec教授谈一谈，在此之后他便远走高飞了。我祝他好运。那是将近22年前的事了。
我有时会去查一下益唐的近况。一个学生告诉我益唐几天前在图书馆，现在已经走了。之后益唐家人的一个朋友写信给系里询问益唐的地址，以转达他关于他父亲葬礼的事情。自然，系里向我询问了益唐的情况。我把问题转达给了本地的中国学生。几天后，传来了益唐知道了这件事的消息。既然一个成年人的有权对自己的地址保密，我就不再继续调查他的地址了。这些事情可以从毕业生委员会的秘书写给张益唐家人朋友的那封信中得到证实（信中关于张益唐的信息是我提供的。所有涉及隐私的内容都被挡住了，原件可以参见这里）。
至于我有关雅可比猜想的论文是否正确，这里尚有几点疑问，我会陈述这篇文章正确的理由。在1984年，宮西正宜教授（大阪大学教务长）和S.S.S.Wang教授（奥克兰大学）对普渡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学期的访问，目的便是研究这篇文章。在一个学期的研讨过后，他们确认这篇文章无误。在我文章发表后十年，另一位数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获得了与我相同的结果。事实上，我欢迎任何认为我论文有误的人发表文章指出错误。任何人都不应忽视美国的教职体系，它也许不太适合某些参与其中的人，但适用于大多数情况。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而言，1985年是极其艰难的一年，他们默默无闻，也没人相信他们。我是为数不多的与他们私下接触的教授，在北京大学先前的暑期培训中我教过他们，他们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教育的使命是将知识传播四方，这是崇高的美国精神。十年间，我向系里推荐了100名中国大陆的学生，他们全被系里接收了。对于我系给予的信任与好评，我一直心怀感激。这批学生中只有极少数行为不端，忘恩负义，但无人弑杀亲友。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都表现出色，受人喜爱。很高兴我的推荐带来了积极影响。从那时起，我的朋友Lam先生向一个以我名字命名的学术奖金捐赠基金，此事还得归功于普渡大学的管理部门。我以这些来自大陆的学生为荣。迄今我们只使用了基金的利息，而且Lam先生承诺他将会持续捐款，直到2020年。另外，我们今年（2018）会提供7个莫宗坚奖学金名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