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划时代的先驱，第一代公知，他的很多话在今天依然有理
"岂有百姓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中国适与之反”
"夷人之于中国，要求通商而已，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
"中国的事情，阻难专在官，一切行以官法，有所费则国家承之，得利则归中饱”
他一生都主张学习外国优秀制度和契约精神，他看到那时中国正迅速衰落，而西方社会快速崛起，明确的指出西方其实是一个商业社会，世界大国的领土面积都不足中国的十分之一，但财富拥有和国民幸福程度却是远超中国，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为民富，而不是将财富集中在国家身上
另外他认为当时洋务运动学习的商业、造船、火器都是西方社会的末流，朝堂议会政治才是西方社会的根本，并且他在甲午战争二十年之前就指出日本学习到了西方社会的根本，将来肯定会战胜中国，后来的事情果然印证了他说的话语。
他觉得中国如果只看武器制造，只需三五十年就能赶上世界。但要恢复汉唐时候的精气神和强大状态，至少需要300年才能去除秦汉以来的各种弊病 —— 努力赶上世界潮流需要100年时间，改变中国人自身的枷锁需要100年时间。最后再用100年时间改变中国人人心，新一代完全代替旧人才能使得中国走向复兴。百年树人，在于树人心风俗，非这样漫长的时间，不能改变这样的现状。
郭嵩焘是首任驻外国公使。但在任期间，与守旧顽固的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刘锡鸿暗中对郭多加诋毁，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
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又密劾郭嵩焘罪责“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国内顽固派亦强烈响应，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等语。但英国人称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
光绪五年（1879年），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黯然回国，称病回籍。乘船抵达长沙后受到各地抵制，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尽管他仍是钦差身份，但巡抚以下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无礼，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
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