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施行后，三年的诉讼时效是否具有溯及力，如何适用？

《民法》总则第188条第1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规则修改了《民法通则》第135条原定2年的时效期间，除了如何解释“另有规定”的“法律”是否包括诸如《民用航空法》第135条、《保险法》第26条第1款甚至《民事诉讼法》第239条关于执行时效规定外，最富争议的可能便是针对时效期间的新法溯及力问题。

一、如何理解“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

就法律的溯及力的问题，《立法法》第93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是在宪法层次就溯及力观点予以表达。《立法法》并未就法律本身予以限制，因此从文义来看，调整平等法律关系的民法自然也应服膺此项规则，换言之，《民法》总则作为新颁行的法律，其规则如与旧规定冲突，则原则上不能溯及既往法律关系，仅在涉及更好保护公民、法人与其他组织权益时例外追溯。

这样的规则精神也体现在《刑法》第12条第1款，该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刑法规则恒涉及国家公权力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利益的调整，在自由主义图景之下，犯罪嫌疑人相较于国家显然处于弱势，为更好保障弱者地位，若行为时的旧法规定罪刑较轻，自应当适用旧法规定。

但问题在于，调整水平关系的民法至少从形式上不涉及公权力与私权的强弱格局，反而关切的是作为平等主体之间利益的博弈与对峙。就时效而言，所涉及的便是一方请求权与另一方时效利益之间的再作分配，无论倾向于何者，就“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言都能自圆其说。就此而言，似乎无从依据该条规则予以判断，总则相关规则是否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从比较法上看，如法国宪法，仅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限于刑法等公法，而不适用于民法典，因此民法不溯既往并非宪法原则。法国民法典虽然第2条规定“法律只对其后作出规定；没有追溯力”，但同样也规定了法官须依法审判的义务，因此当旧法规定对特定事项呈现真空而新法对此表达立场时，法官依然面临如何解释的问题。

二、2017年10月1日前已罹于时效的请求权能否因为新法复活

鉴于《民法通则》把一般请求权的时效期间限于2年，《民法》总则将其延至3年，因此法官在解释法律时，可能会遭遇如下问题：当适用《民法通则》时，该项请求权已经因时效届满而无请求效力，而适用《民法》时则该请求权依然在时效期间内。此时因为新旧法律规定不一，则有新法是否应溯及既往的问题。

就此问题，实务与理论较无争议，均认为若法律关系在新法生效前业已失去效能，则不能因为新法观点变迁而使该法律关系重现生机。新法律不能调整已消失的法律状态。就此而言，若请求权在《民法》总则编2017年10月1日颁布前便已罹于时效，基于法秩序安定性的考量，自然无从依据新法溯及。

如果贯彻此项逻辑，则刘美娟与北京豪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上诉案中法院的裁判依据便颇值质疑。(2018)京01民终3587号民事判决书载明：

物业公司与业主就服务合同的履行期限最晚已于2005年届满，且该案不存在时效中止、中断情形，法院尽管并未在说理环节明确表示时效经过的法源依据，但其声称该案适用时效期间为三年，更是在裁判主文中明白宣示其法律渊源为《民法》总则第188条，实则该案所涉债权已经于2017年10月1日前因时效经过而沦为自然债权，此时适用的诉讼时效应为《民法通则》第135条的2年期间，法院认为该案应援引《民法》相关规定，显然适法错误。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新法尚未施行前，我国实证法上并无适用新法处理当下法律关系的空间。如我国物权法并未明文规定混合共同担保人相互之间享有追偿权（参照《物权法》第176条、第178条、第194条第2款、第218条），《民法》物权编若承认此项追偿权，因为《民法》总则第10条规定已有法理法源的空间，在旧法文义未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可将新法规则作为法理适用于个案之中，此时所援引的并非尚未生效的新法，而是根据《民法》总则第10条作业，以促进法律进步，更无新法溯及既往的宪法问题。

三、时效期间横跨新旧法时如何适用

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如果请求权所对应的履行期限于2017年10月1日前已经届满，且无论适用《民法通则》的2年期间或是《民法》总则的3年期间，其诉讼时效均未经过，此时究竟以何法为准据？

实务界或理论界均有观点认为，因为请求权已经于《民法》总则施行前发生，此时自然适用《民法通则》规定，若强行适用《民法》总则第188条，无异于认可新法可溯及既往。其观点背后所依据的，便是此时请求权在新法生效前已经属于“既得权利”，自然应当适用权利生效时所适用的法律。

如果认可上述结论成立，则只要权利于新法生效前业已存在，则当然没有新法适用的余地。这在大多数涉及合同内容效力判断规则上可能可以成立。比如依据合同生效时的实证法秩序，合同内容并无违法无效余地，而依据新法强制性规定，合同则应归于无效，此时合理判断效力的准据应当以合同生效时的强制性规定及公序良俗，除了依此方能保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外，背后也蕴含了“当事人之间缔结的法律行为高于国家立法权”的市场至上法理。

若贯彻此项逻辑，则无异于承认只要某一财产权产生于新法生效前，则新法当然无从调整。在强调契约自由的合同自治语境如果尚且可以自洽，那么在认为讲求强制的物权框架下无异于排斥新法规制的空间。新法仅能规律生效后产生的物权，而对围绕生效前业已存在的物权的负担、处分就鞭长莫及，这样的适用结果显然违背我们的法感情。因此“既得权利”论者显然与现行法秩序存在一定距离，是否妥当就应反思。

合理的适用应当认为，若在《民法》总则施行前，请求权依据《民法通则》规定仍未罹于时效，则该请求权于《民法》总则施行后，自然依循新法规定而将时效期间延至3年。除了为债权人利益保护计算外，更宏观的考虑应该是法律秩序不应因为权利的生效日期而不尽统一。就此而言，无论权利是否于新法实施时产生，或是否发生中止、中断事由，若该请求权在2017年9月30日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时效暂未届满，则于2017年10月1日后的时效规则统一适用《民法》总则第188条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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