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可能存在代笔。
短歌行是汉末非常优秀的宴会诗歌，入选高中课文。但鲜有人知道曹操还写过第二首短歌行（第一首的续作）。
为什么第二首短歌不出名呢？原诗我搁在这里，你们自己看吧。
整个就是乱七八糟的流水账。似乎是有什么隐喻，但写成这个鬼样子我也懒得分析。这种意义不明的口水货在古代是个文人就能扯出来，说狗尾续貂都抬举它了，最多只能算个鼠尾。
曹操作品的文学水平忽高忽低，他有很多诗作烂的出乎想象。考虑这个人的品德问题，我很怀疑他的那些优秀诗篇都是代笔，像第二首短歌行那样的垃圾才是他的真实水平。
除了基于他写作水平差距过大的推测，“代笔”这个词的词源耶和他有关——《世说》中一则和曹操有关的小故事，被认定是成语“捉刀代笔”的出处。
如果我所猜不错，魏晋群众其实察觉到曹操的代写事实，但因为不能明言，便以“捉刀”揶揄曹操。久而久之便成了代笔的同义词，被合为一个成语。类似于今天的“咸因”。
曹操曾长期怀疑曹植有代笔，理由仅仅是他文采好。
发现儿子写了一篇好文章，父亲的第一反应不是夸赞孩子，而是指责他有代笔，令他下跪自辩，还非要亲眼验证才肯相信。曹操到底经历过什么才这么不信任曹植？
嘛，这个问题的答案曹操也早给我们准备好了....
心中有鬼，见谁都不是人
最后就是史家对曹操的评价了。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几乎所有夸赞曹操文学能力的言论都出自后世，魏晋根本没几个人赞美过曹操的诗作。《三国志》对曹操的文学能力更是提都不提。
会不会是陈寿不在意皇帝们的文学水平呢？并不是，曹丕的文学水平他就记录了。
甚至高贵乡公的文学水平陈寿都没忘。
陈寿有一个习惯，就是不记载存疑的事情。这样的他拒不评价曹操的文学能力，可能有不确定作者的原因。
你看他的诗文，有歌颂忠臣
反对屠杀
关怀士卒
同情百姓
反对军国主义
提倡人本主义思想
号召大家尊奉汉献帝，遵守汉之礼法
然而实际情况大家都懂得，全部都是反向操作。
虽然理解为曹操的虚伪本性也可以，但有两首诗虚伪都虚伪不动。一首是《对歌》，它提倡按罪论处，宽刑善法，令牢狱无人
但实际上曹操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有犯必戮”“犯禁棒杀”，文字狱也是一大堆。群众又不是傻子，这饼画的都硌牙，谁会吃啊。
还有这首《善哉行》。
你说这是洪七公写的我都信，就是不信是曹操。他的死爹被刨出来的时候寿衣都是帝王同款的，哭个求的穷。
曹诗中的政治不像是曹操的政治，曹诗描述的自身经历也不像是曹操的自身经历。曹诗跟曹操有何关系可言？
综上所述，从曹操悬殊过大的文学水平，捉刀代笔相关的传闻，全中华五千年倒数第一的诚信度，还有其文才在史料上的空缺记录来看，我认为曹操的诗作的作者应该存疑。
P.S.
评论区有人要求我说出几个可能的代笔者，我就不负责任的猜几个吧。
1.边让
边让名在孔融之上，如果能活的久一点，妥妥的建安八子之首。这个人在兖州没有官位，却在曹操入驻兖州后被他所杀。死因成迷。
兖州时期的曹操还没有发明剥皮的屯田制，也没有绑架献帝，边让非议的内容会是什么呢？考虑到陈琳说他死于拒绝谄媚，有可能是曹操盗用他的作品，结果被直脾气的他跳出来指责，结果惹来杀身之祸。
2.杨修
杨修文才极其出众，这是三国的一个共识。不仅曹操本人认为杨修才高于自己三十里，连狂傲不羁的祢衡都说曹魏才子只有孔融和杨修两人。杨修还是才高八斗的曹植好友，更足以说明他是当时中国最顶级的才子之一。
那么他有什么文学作品呢？没有，一首都没有。那么他的文名是从何而来呢？
杨修的职位是丞相府主薄，直接负责管理曹操的一切文书。可以说丞相府的一篇文章是谁写的，只看署谁的名。而杨修父亲杨彪曾被曹操下狱拷打，杨修断断不敢违抗曹操的命令。
曹操最后处死杨修的理由也很有趣。他是在自己死前两个月才决定处死杨修的，处死理由如下。
我看你是怕你死了他再“漏泄言教”吧。
3.以王左及某位朱姓官员为代表，大量被曹操非法拘押剥削的仕子们
在曹操为父亲曹嵩修建的墓中，有几块工人刻下的砖文，记载了一个叫做王左的官员被曹操害死的事件。
意译: “听说了吗？今天工头骂王左骂的很凶啊”;
“我（王左）叩头（求您开恩）”;
“我很担心王左和朱先生”;
“王左死了，为妻也不会独生。真是苛政！”（或译为: 听说王左死后，他的妻子也虽他死了，真是苛政。）
可以看出，王左其实是一位职位不低的官员（献图的张松就是别驾）。不知为何，他全家都被遣送到曹家修坟。但曹操的恨意并没有平息，他嘱咐墓穴管理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虐待王左（比如增加工作量）。最终王左被活活害死。他的妻子怒骂苛政，殉情自杀。
这个案件的性质细究起来极其恐怖。从王左的自称中可以看出，他当时还有官职在身，并没有被解除编制。即使他真是因为犯罪而服役，也只应该给国家修工程，断无为曹家修墓的道理（当时的曹操还只是兖州牧，连司空都不是）。
从这条“唯念王左及朱”（董：7）中可以看出，王左并非个例。类似的倒霉蛋至少还有一个朱姓官员。
由此可见，曹操有拘押士族到自己的地盘，强迫他们为自己提供个人服务的恶行，这种恶行是史料没有记录的。向来物尽其用的曹操显然不可能只是为了让这些文化人在地下糊砖才绑架他们，王朱二人只是这些囚犯中和边让一样触怒曹操的特例。让文化人为曹操做出文化上的贡献才是更好的选择。
这种压抑环境下写就的曹诗，自然缺乏阳光雨露，故有阴气沉沉之感——或称为“悲凉大气”。后人品鉴曹诗时也多注意到了这一点。
最后我们欣赏一下曹诗《善哉行》。这首诗到底写的是曹操的生活经历，还是奴隶们的生活经历，大家可以自行体悟。
p.s.
贴一个朋友的答，原地址在此。
不觉得曹操的诗是代笔，我更倾向于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传抄错误而导致的张冠李戴。这种现象自古以来都有。
很多人喜欢拿隋朝之前喜好华丽的文风来说明曹操的文章是因为不符合时代的审美而不受待见。我国对文学的审美确实不断地变化，比如陶渊明的诗在宋以前的评价不是特别高，宋代之后有了很高的评价。但如果以隋朝为分割线，仅讨论三国到南北朝，那个时候人们对曹操的文学水平的评价虽然总体不高，但也是上升的。
整本《三国志》里，找不到关于评价曹操文学的评语。之前我也写过文章，三国里但凡文学水平好的人，或者以文学而出名的人，陈寿都没放过，哪怕是曹髦这样的一首完整的诗都没有流传下来的人，陈寿也记载了他的文学水平，但是陈寿唯独没有写到曹操。
曹操文学的描述，只有裴松之补的专美魏国的《魏书》里记载了一句。
《魏书》的评价和曹操儿子的评价其实差不多。
这是曹植对曹操的文学的评价：
这是曹丕对曹操的文学的评价。
曹操的两个儿子都难以吹捧曹操的文学水平，只能从曹操喜欢文学这方面来吹他。
真正文学水平好的人的评语是这样的，比如王粲。
曹植对王粲的文学的评价：
陈寿不仅记载了王粲的文学水平高，还能说出王粲的篇目数量。
晋代的史书和品评文学的文章大多亡佚，比如李充的《翰林论》。从现存的文章书籍来看，找不到当时的人夸赞曹操文学的评价。陆机《吊魏武帝文》里，大肆吹捧曹操的政治功绩，没有提到他的文学水平。晋代的人提到曹操，吹捧的都是他的政治功绩。
陈寿《三国志》里，没有“三曹”的说法。建安文学风气的带动，陈寿只写曹丕和曹植这两个人。
《世说新语》里文学篇，开始有了对士人文学的生动记录。 《世说新语》一书里也找不到曹操文学的评价。 《后汉书》一书里也没有找到相应的记载。
谢灵运曾经写过一组《拟邺中咏八首》，这组诗中，谢灵运模拟曹丕的口吻对邺下文人展开描写。里面的八个人物分别是曹丕、曹植、刘桢、王粲、应玚、陈琳、徐干和阮瑀。可以看出，这个时候，依然没有“三曹”的说法，只有“二曹”，谢灵运的“二曹”与陈寿的“二曹”对应。
《宋书》这一书对曹操的文学风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宋书》里第一次出现了曹操的诗。这个时候曹操的诗已经出现了传抄不明的问题，比如著名的《观沧海》和《龟虽寿》，乐志三里说这些是曹操的作品，但是到了乐志四里，这些都成了无名氏的作品。 《短歌行》一诗和后来的《昭明文选》里的《短歌行》不一样。还有《塘上行》，《宋书》里记载这诗的作者是曹操，但是《玉台新咏》里记载的写诗的作者是甄后。
可能是《宋书》流传到了今天，发生了几次删补，也可能是作者沉约对这些诗的来历也不确定，所以把他们分别记在了乐志三和乐志四里。
曹操的文学评价有了第一次提高。 《宋书》对曹操文学评价起的开创性的作用就是开启了“三曹”这个说法。
二祖说的是曹操和曹丕，当然，有的版本的《宋书》说的是“三祖陈王”，把曹睿也算上了。
这个也很好理解，曹操凭空冒出了很多诗来，那沉约自然要给曹操在文学史上树立一个地位。
三国时期，曹操没有留下具体的完整的诗作。曹操死于220年，《宋书》成于479年，过了将近两百五十年，曹操才终于有了属于他自己的完整的“诗”。如果没有《宋书》，我们现在的人提到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应该就是“二曹”与“七子”。
《宋书》的“三曹”说法开始延续。人们开始把三曹并提，曹操成了和二曹一样，对文学风气推动之人。由于曹操喜欢文学，导致了建安年间文学之风兴盛。
《文心雕龙》里也出现了对曹操诗作的评价，也就是《宋书》里提到的《苦寒行》。
钟嵘的《诗品》也延续了曹操引领建安文学这种说法。
而到了《昭明文选》一书中，曹操有两首诗被选入《昭明文选》一书里，《短歌行》和《苦寒行》。此时的《短歌行》被再次改写，甚至挪用了曹睿的诗。
可以看到，曹操的文学水平的评价在魏晋六朝时候，是上升的，而且是断崖式的上升，在《宋书》一书前，既没有对曹操具体作品的评价，也没有人说曹操文学水平高。
我对曹操诗产生疑惑，最大的原因是在曹操同时期，没有人提到曹操的具体的诗作，只有笼统地评价曹操这个人“喜欢读书，喜欢写文章”。就算曹操的诗作在那个时代不受待见，但是具体的作品应该会有人提到。
何况，曹操的《观沧海》和《龟虽寿》虽然在当时不受待见，但是《苦寒行》一诗是很受推崇的，不仅被收纳进《昭明文选》里，也被《文心雕龙》评价。钟嵘夸赞曹操的诗“甚有悲凉之句”，估计也是看了这首《苦寒行》有感而发。如果曹操真的写过那么一首诗，不至于在《宋书》成型前，那么长的时间里没人提及这首诗。
夏侯湛的诗和曹操的诗一样，都被钟嵘誉为“下品”，可他是有具体的诗的记录的。
《世说新语》里记载他曾经写了《周诗》，写完后给他的好友潘岳看。
还有被钟嵘评价为中品的陶渊明。很多人拿陶渊明的诗在当时的评价不高来说明曹操的文学水平其实很高，只是不受时代待见。陶渊明的文学地位在六朝时期的确不如现在那么高，但和他同时代的人起码能说出他写的文章的具体名称。陶渊明和曹操完全不一样，他的文学作品在当时就被很多人熟知。
颜延之写的《陶征士诔》里提到了陶渊明的作品《归去来兮辞》。
著名文人鲍照，陶渊明死的时候他还小。他当时就对陶渊明非常敬仰，曾经写过《学陶彭泽体》，这首诗的风格模仿了陶渊明诗的风格。陶渊明的诗能够被人模仿，起码能够说明陶渊明是有具体的诗作的，不然别人怎么模仿。
还有稍晚于陶渊明时代的著名文人江淹，他也很喜欢陶渊明的诗，也模仿过他的诗作，写了《陶征君潜田居》。所以陶渊明的诗不受当时的人喜爱，是个伪命题，只不过陶渊明的诗相较于现在来说，评价没有那么高。
反观曹操同期的评价，既没有人说曹操的文学水平高，也没有人提到他的具体的作品，更没有写过模仿曹操文风的诗。所以我觉得曹操的很多诗，基本都是在传抄的过程中，由于归属不明，结果被嫁接到了曹操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