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年出生在尼维斯岛（英属西印度群岛之一）。人们在这里大量种植甘蔗，然后榨取蔗糖销往欧洲。蔗糖是有名“白色黄金”，很多非洲黑人被运到这里的种植园，还有很多在英国混不下去的人来到这里工作。他的父母都是白人，但社会地位不高。他的爷爷是苏格兰贵族的后代，但是他的父亲是个典型的游手好闲之徒，懒惰自大。
汉没有进过正规学校，因为他的母亲之前结过婚，和他父亲没法结婚，是同居关系。他的私生子身份妨碍来他上学。他进了犹太女教师开的学校。他的母亲教他流利的法语和母语英文。汉的父亲在他10岁时不告而别，离开了小岛。他的母亲也在他12岁时病逝。他母亲的财产被他母亲的前夫争夺，汉早早认清了社会的本质：谁能够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谁就有真正的权力。汉小小年纪就经历了破产、分居、死亡、丑闻和废除继承权这样的事情，而正是童年这段经历使汉变的强大、能干、从不依赖别人。汉被一个商人收养，有人说这个商人是汉的生父。
汉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商行，从事进出口贸易。打交道的是繁忙的商船和不断变化的市场，他见识了全球贸易和世界列强的纵横。因为他在一片由一家贸易公司开拓的土地上，他很小就接触到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他渴望出人头地，提升社会地位。
1773年，汉得到表姐的资助，乘船去北美求学，他到了新泽西州，从此再也没有踏回小岛。汉的聪明和勤奋使他跨越了阶级的鸿沟，他进了国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纽约的人都好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个个花言巧语，像是钻进钱眼里的疯子。那个时候，平均入大学年龄是15岁。汉是19岁，他把年龄改小了2岁。他在大学狼吞虎咽的阅读。他的一生是一本学习如何高效利用时间的教材。
1773年，北美殖民地和英国王室的斗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有两百名波士顿茶党的人把脸涂黑，打扮成印第安人，把茶叶倒进海里。因为英国政府授权东印度公司为茶叶贸易垄断者，断了波士顿人的财路。汉就这样走上了美国历史的大舞台，他先是自发的在人群中说了几句，然后被一些人簇拥着上了讲坛，滔滔不绝的说起来。他赞同北美殖民地对抗英国的行为，应该抵制英国货，因为北美在议会中没有席位却要被迫纳税。汉的完美的文学才能和对历史、哲学、经济和法律的理解，使他在辩论和笔战中战无不胜。他号召北美殖民地团结起来抵抗一个的压迫，他认为北美会在经济上超过自己的母国。他也预言，法国和西班牙人会援助殖民地的斗争。
汉一方面是坚定的革命者，另一方面又惧怕民众非理性的情绪回招致严重的后果，他害怕革命会让法律秩序荡然无存，让北美陷入暴民政治中。和其他的美国国父一样，汉更喜欢英国光荣革命式的社会变革，希望革命发生在法庭和议会上，通过辩论来完成。美国革命成功，也是因为它一直由一群杰出人物所推动。这些人清楚的知道，用来打倒暴政的革命激情如果不加控制，会变成巨大的破坏力。在革命前一年，亚当斯就说过“如果这群乌合之众从此公开蔑视一切权威，后果将不堪设想”。自由越大，秩序越弱。辩证的来说，过度的自由，最终会导致失去自由。
1775年，大陆议会在费城召开，虽然武装冲突不可避免，但大多数与会者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危机。这个大陆议会缺乏一个完备的政府需要的条件：军队、货币、征税权。乔治华盛顿上校因为参加过法国-印第安战争，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
华盛顿是一个富有的烟草种植园主的儿子，他没有进过大学，通过军事成就当作自己的梯子。他参加过法国-印第安战争，憎恨一个人对殖民地本地军官的轻蔑。他继承了家族财产，并和一个富有的寡妇结婚，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又100名奴隶和大片农地，是个实业家。他曾在弗吉尼亚州议院当了15年议员。华盛顿非常欣赏汉，因为他有能力把初步的想法变成详细的计划，把革命理想变成现实。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多的建立在惺惺相惜的互相尊重，而不是真正的感情上。美国当时13个州在大陆会议也非常分裂，又一批人希望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因为他们担心对华盛顿的盲目崇拜会导致军人统治。
1779年，当和法国的联盟加强，革命出现胜利曙光。汉是个沾花惹草的大情圣，开始考虑婚姻问题。他要求年轻漂亮，教养好，不时髦，慷慨，脾气好，在宗教上有信仰，但不可太虔诚，越有钱越好，因为钱财是快乐之源。汉很快结婚了，他的岳父是个有权势的世家大族，是荷兰人的后代。他得到了纽约最有权势的家族在政治上对他的全力支持。
大陆会议发行的纸币以自由落体般的速度飞快贬值，通货膨胀在肆虐。汉认为通货膨胀是战争期间物资短缺的结果，但时间一长，通货膨胀获得了自我膨胀的基础。这还与人们的心理因素密不可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是货币贬值的首要原因，但其贬值的幅度是它理应贬值幅度的5倍。超出正常贬值幅度的原因来自于人们的预期，对市场明显缺少信心。
如何挽救市场信心？汉提出大陆议会应当创办一个中央银行，一半股权是政府掌握，一半股权是私人。中央银行可以发行货币、公债。仅靠税收和内债不足以维持战争需要，应该举债200万英镑债务用于战争。战力和融资能力息息相关。汉觉得州权只会让整个联盟变的脆弱不堪，最根本的缺陷是各州在大陆会议中争权夺利。他认为国会应该有战争、和平、贸易、财政和外交事务的最高权力，并且应该采取精英政治而不是贵族政治。
汉26岁时结婚了，这时他已经当华盛顿的副手4年了，他牺牲了自己的军事野心。他发现华盛顿的坏脾气已经超过了他那尊贵的地位所能允许的范围，他希望靠战功而不是和华盛顿的私人关系立足，他厌倦了和华盛顿一起天天被训斥的生活，他决定离开华盛顿。他和华盛顿的关系不是基于个人好恶的私情，而是为了美国未来而同甘共苦的革命同志之情。他们有相同的政治观点，认为各州之上需要一个中央政府和国家军队。需要强有力的执政官和民族团结。
大陆会议对各州没有征税权，爱国者只能依靠私人的信用。汉认为英国的强大根源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坚船利炮，而是英国政府巨大的信用。美国不需要通过会战取得一两次决定性的胜利，而是需要通过消耗战逐渐瓦解英国的信用。爱国者应该让债权人对这场战争的结果产生疑问，打碎英国人对这场战争的信心。英国正是利用这样的信心来维持战争资源的。汉认为美国可以在债券市场而不是战场轻松击败英国人。
汉认为革命在本质上是抵制过度的政府权力，但对权力的蔑视达到一定程度也异常危险。除非中央政府的权力得到加强，否则各州会积极夺取权力，使邦联分裂或爆发内战。汉威胁华盛顿索取一个战场职务，否则就辞去公职。华盛顿看中汉过人的才华，任命他担任纽约轻步兵团的司令官，是个肥缺。
纽约殖民者正饱受亲英分子和印第安人的袭击之苦，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由于在约克镇战役中的英勇表现，汉成了公认的战争英雄。法律是通向政治权力的捷径，汉决定自己单干。他仅用了9个月就完成了本该三年完成的法律训练。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财政部长莫里斯在每个州任命一个独立于地方官员的征税官。他越发对纯粹的民主政治感到绝望，对只是迎合大众意愿的政治家感到失望。汉提倡联邦关税运动，对所有进口货物征收5%对关税，那将使国会在货币事务上有自治权，使政府具有信用。
国会急需钱来平息大陆军的不满，因为军官被长期欠薪，军官威胁要集体辞职，发动军营暴乱。但由于没有征税权，国会只能答应给军官和士兵一些土地。汉写信给华盛顿，说认为如果能够刺激国会加强国家财政的话，暴动就有意义，但是华盛顿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容易引火烧身，回绝了让他利用军队不满逼迫国会对公共财政采取行动的建议。军队是一个危险的玩弄对象。华盛顿代表士兵的利益去游说国会，由汉担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同意给军官一个养老金报酬，等于士兵5年的报酬，但在没有征税权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实现是另外一回事。
1783年，28岁的汉在处理国家事务中机会达到顶峰。他负责和平时期的各方面安排。国会批准了和英国的临时和平条约，标志着八年的敌对状态结束。这个消息使只想拿到薪水回家的士兵十分焦虑。汉缺乏必要的资金安慰军队的情绪。费城发生了兵变，400个讨薪的士兵将国会围住。汉声称政府的权威被暴徒严重侮辱，要求费城采取行动，否则就搬迁到纽约。国会开始流亡。汉深信政界使崇尚表象，而不是事实，因此他不允许任何对自己错误印象存在，哪怕这些印象只是昙花一现。
随着战争的结束，许多主张州主权独立的倡导者要求废止国会作为永久性的常设机构，认为目前的国会过去强大。独立战争持续了8年，造成了2.5万士兵牺牲，仅次于南北战争，占了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一。英国撤退日时，许多亲英派逃到了英国、加拿大，大批爱国者流入。两年后，纽约人口达到2万人。汉在华尔街安了家，决心不担任公职，开事务所当律师赚钱。汉的收费很低，而且更赞成采用仲裁或和解，而不是诉讼。他可以滔滔不绝辩论几小时，他的超一流口才、知识储备和理论知识让法律界对他佩服 的五体投地。
纽约的亲英派占了市民人数的一半，他们通常是富裕的一个国教徒和中坚分子。爱国者认为亲英派是十足的叛国贼，要剥夺他们的财产，限制他们的职业，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他们一边高谈自由，一边从被他们定罪的亲英分子处购买房产，要驱逐他们。汉惧怕阶级嫉妒和民众暴力，他觉得和亲英分子的决裂而会导致纽约的经济受损，会危及他为美国勾画的未来。他强调受到磨难的亲英分子会被证明是新政府忠实可靠的朋友。汉的行为被指责背叛了革命，断送了前途，他需要勇气去面对狂怒的情绪。他不是一个寻求声望的政客，而是一个决心改变大众思想的政治家。
政治系统是一个精细构建的体制，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必定关系微妙。美国实质上已经破产，邦联政府和州政府发现自己无力偿还独立战争留下的巨债。在欧洲的证券交易机构中，投资者度对美国信用能力表示怀疑，他们以远低于票面价值的价格抛售美国债券。美国农村发生暴乱，因为马塞诸塞州为了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给农民施加更繁重的税，软弱的共和政体是暴乱的原因。汉希望邦联政府能够接管各州战时留下的债务。
汉是所有美国开国元勋中最不信任群众智慧的一个，他希望选出的精英领导者给予民众指引，他对美国乐观看法与实际上对人性悲观看法共存。他对美国有信心，但对美国人没信心。汉对贵族和平民都感到担心，他希望既能遏制滥用权力的多数人，也能遏制滥用权力的少数人。他既不支持贵族和世袭的头衔，也不确定共和国政府能否经得起民众的激情，他想给民众灌输一种尊重法律、服从权威的意识，却又能保障自由。汉提议，选出一个总统，只有行为妥当便任职终身。
1987，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努力，新宪法产生了，《邦联条例》被废除了。由于代表们的观点分歧非常大，连华盛顿都怀疑新的中央政府能否持续20年。汉的观点虽然和宪法有诸多不同，但他还是宣布对宪法无条件支持。代表们决定，如果9个州的宪法审批大会赞同，宪法将生效。
独立战争使美国的13州统一起来，将他们联合成一个虽不稳固但充满希望的国家。但制宪会议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它制造了民众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巨大分歧。国家开始分裂成两派，看样子要让宪法得到批准比登天还难。反对宪法的人发现在智力才识上难以打败汉，便对汉人身攻击，攻击它是杂种，是英国人奴才，是美国的叛国贼，还造谣说汉是华盛顿的私生子。
汉全身心的投入捍卫宪法，他一直在“可能的世界”里求索，将“存在的世界”而非“希望的世界”作为自己的理想，他还经常批评拘泥于尽善尽美的教条主义者。他并非唯一经历此种变化的人，费城的所有代表都本着妥协的精神通过了最终版本的宪法，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综合里各种因素后的最佳方案。汉决定和麦迪逊一起写《联邦党人文集》来解释和捍卫宪法。他们都是理性之人，假定民众经常由于野心和贪婪而非理性地行事。如果人类是天使的话，就没政府存在的必要了。两人都对人类的天性比较悲观，希望设立一些屏障来反对非理性的普遍冲动和抑制少数派和多数派。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会互相压制，阻止权力的滥用。
汉对那些反对宪法的人的动机表示怀疑，一类是各州政客，他们害怕自己的权力受到侵蚀；一类是煽动者，他们在国家的混乱中利用民众的无知，鼓吹民权，夺取权力。汉警告：危险的野心隐藏在热心于民权的虚伪外衣之下，而非主张建立有效政府的冷峻面孔之下。
除了疯狂的写作，汉密尔顿马不停蹄的到处演讲，终日辩论，宪法终于被11个州认可，终于生效了。1788年，汉劝华盛顿当选总统，虽然华盛顿最想待在农场，但是汉密尔顿担心如果第一届政府管理不当，所有的指责会集中到制度本身上去。华盛顿最能够凝聚民意，有足够的权威。华盛顿拿到全票，亚当斯第二，成为了副总统。亚当斯非常受打击，认为是汉拉走了他的票。汉认为亚当斯是极端利己主义和虚荣。汉最反对的是纽约州长克林顿，并推举了原本是他劲敌的罗伯特法官，因为他有能力团结纽约州人，且支持宪法。双方谩骂升级。
汉密尔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华盛顿是国家元首，汉是政府的首脑，是行政部门的主要推动因素。其他只有国务卿杰斐逊和国防部长。汉创建海关，因为海关税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人们了自己的大学同学杜尔担任助理，但是此人是积习难改的投机者，给汉的名誉带来严重伤害。汉认为契约构成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的基础，政府债券作为抵押贷款的功能和货币一样。美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年轻国度，它缺少的只是流动资本，而政府债务正好能弥补这一供应的缺口。
表象在事关信用的问题中的意义最为重大。人们评价的是它的灵魂，而这同时受到表象恶化事实的影响。在独立战争时期，很多富裕的公民投资债券，退伍军人的津贴也被债券取代。但在13州的联邦成立之后，债券价格急转直下，爱国者为生活所迫，被迫低价卖出自己的债券。汉密尔顿希望债券能够告别颓势，恢复足额票面价值。
汉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政府不能回溯干预金融交易，其重要性高于任何短期利益。汉宁愿让唯利是图者得到好处，而让爱国者蒙受损失。汉为美国未来卓越的金融优势奠定了基础。
下一个敏感问题就是债务是13个州所欠，有些是联邦执法。汉决定由联邦统一承担，因为债券持有人会维护对他们负债的政府。如果负债的是联邦政府，债权人的忠诚就会投向中央政府。而且宪法赋予联邦政府征收进口税的独家权力，如果各州必须自行偿还债务，则他们会对这一权力提出抗议。汉的计划使各州失去与联邦政府争夺主要收入来源的机会。
汉还需决定是否对各州负债按原始利率进行偿付，他不希望投机商得到过份慷慨的奖赏。他决定，对利率4-5%对外债足额偿付，对利率6%对国债，部分按原始利率部分偿付，部分接受西部土地作偿付。债券市场的交易价格迅速上扬，心理预期的作用比汉所期望的还强烈。
汉认为信贷是一个整体，他的每一部分都和其他部分息息相关。一旦枝条受损，整棵树都烂掉。公众内心有个错觉，任何像英国有相似之处的做法都是有害的。汉被狂烈抨击，认为他和投机商结成了邪恶联盟，让投机者大捞一笔。这套系统不一定奖励公正或善良，但能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很多议员反对公共债务，认为一切负债都有害，会滋生奢侈、腐败和破产。南方人更加反对，因为北方商人蒙骗南方农民，低价收购债券。农村居民对城市金融家非常恐惧。
汉知道，从其措施中获利的债权人不是高尚之辈，但他着眼的是美国的未来，为伟大国家打下根基。他认为公共秩序和普遍幸福要求这些原则有稳定性和一致性。容忍局部的罪恶好过违背基本原则。
麦迪逊反对，因为无辜的爱国者成为牺牲品，这是对独立战争的背叛。汉认为追溯原始人文件不符合现实，并且违法证券原则。杰斐逊于1790年担任国务卿，他出身高贵，之前是美国驻法国大使。他反对君主制和贵族统治，但沉溺于贵族式的享乐。他一方面痛惜法国社会的不公平，一方面有大量的奴隶和男仆。杰斐逊认为美国已经腐化堕落，革命危在旦夕。他的结论是在富裕的纽约人中间，推崇君主制比共和制更流行。纽约给杰斐逊的影响就是亲英分子和贪婪的政府证券投机者无处不在。他们都唯汉马首是瞻。杰斐逊认为汉是权贵的朝臣，他被英国模式所蛊惑，相信贪污腐败所一个国家政府不可少的。关于腐败，杰斐逊更多的是指通过荣誉、任命，以及其他额外的职务津贴来造成对立法者执行力对不良影响，而不是赤裸裸的报酬。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核心信条是，腐败的英国内阁通过任免权和养老金贿赂议会，对殖民地居民横征暴敛，并剥夺他们古老英国自由公民的身份。杰斐逊一直从这个角度审视汉密尔顿。
杰斐逊痛恨辩论，他的言辞总是逢迎不同场合，投听众所好，不轻易表达自己观点，而是鼓励其他人发言，有人觉得他非常虚伪和处心积虑。汉的债务承担计划被强烈反对，因为有的州已经偿付了大部分债务，觉得没有理由要援助别的州。这种差异使大陆会议以来不易的脆弱共识濒临破裂边缘。政治是一门折中和妥协的艺术，汉想到了另一个方法去挽救他的财政计划。他抓住了关于首都选址问题的分歧。汉考虑以放弃纽约竞争首都的条件，以选址为筹码，换取南方对债务承担计划的支持。交易成交了，自此这项财政计划为政府权力奠定了不可撼动的基石，联邦政府抓住了美国大部分的税收权力，联邦免于分裂。
汉的财政部有500名职员，而其他两个部门都只有十几人。汉筹建海关总署，因为海关收入占政府收入的90%。他建立了缉私船，税收巡逻快艇。汉为了增加税源，提议对酒征税，因为这比土地税更易于接受。他擅长以技术性的外壳包装政治目的。这引起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抗议，叛乱爆发了。随着对酒类税的不满情绪高涨，反对者扩大批评范围，将目标瞄准了汉的所有政策。
汉并没有放松执行力度，他认为实施不受欢迎但必要性的政策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即使会影响他的个人声望。之后汉又递交了另一份开创历史先河的报告，他申请成立美国第一家中央银行。他缔造一个强大国家：公共信用、高效的税收制度、海关业务、中央银行。工业革命、全球贸易扩张、银行和证券交易的发展，汉时无可匹敌的美国先知。他的声誉经历了时盛时衰的大起大落。所有的矛盾情感由资本主义引发，他惊人的效率和显著的不平等，都和汉的形象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市场经济的首席代理，他必须刺激利益的驱动力，接受利己主义作为经济行为的主要动力。他从来不是缺乏头脑的商业鼓吹者，他知道对财富的渴求由可能变成贪得无厌。他相信政府应该鼓励白手起家、自我进步和自我实现。他相信工作对于促进人们的心智和体格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动力。
他身为财政部长，希望为企业家争取空间，他认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富兰克林一样，他凭借直觉知道进取心是美国的核心元素。他为美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和法律环境方面投入很多。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某些特定的前提条件，比如它通过可执行的契约及建立法律规则，尊重私人财产，创建可信赖的行政机关以裁断法律纠纷，并提供专利权以及其他权益保护鼓励发明创造。汉通过激活三个条款达到这个目的---必要及适当条款、公共福利条款和贸易条款。
批评汉最凶的3个人：杰斐逊、麦迪逊和亚当斯。他们固守静止不动的陈旧世界观，不屑于银行、信用和证券市场。作为弗吉尼亚种植园的成员，杰斐逊和麦迪逊发自内心的鄙视市场的价值，认为商业是肮脏的寄生虫。他们认为银行是富人欺诈剥削穷人、压迫农民的工具，且破坏共和质朴之风。他们喜欢回归简朴的时代。
汉觉得建立合众国第一银行非常紧迫，由于缺乏各州通用的统一货币，国家只能忍受外币泛滥的痛苦。国家需要一个机构，以扩大货币供给，为政府和商业提供信贷，集中收入，负责偿债支付，处理外汇事务，及为政府基金提供储蓄。汉学习英国和荷兰的中央银行，依靠政府权威支持，实际上是私人银行。他一直强调广阔的公共利益，以免被投机私党操纵。他说明锁在柜子里的黄金和白银无法增值，如果把他们存在银行，这些没有生命的金属就会变成“国家财富增长的温床”，使市场得到复苏的活力，比堆在银行保险库里的钱币总数大好几倍大信用供给。他希望增加货币供给，提高货币流通的速度，以促进商贸的便捷、自由发展和提高效率。
对于银行的憎恶非常普遍，他承认投机只是一种影响公共利益的偶发性疾病，不会压过银行贷款的各方面好处。他认为，不能把一件有益事情的滥用作为对其定罪的理由，否则所有社会繁荣的根源都会被铲除。尽管银行有时会释放错误的贷款，但他能促使缺乏资金的才干之人从事对社会有利的事。
由于害怕通货膨胀，汉选择通过银行发行可用金银币赎回的纸币，这将使一个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系统运转起来，如果银行多发纸币，纸币持有者会对纸币的价值产生怀疑，并将其兑换为黄金或白银，这将使银行缩减纸币供应量，恢复纸币价值。汉希望银行有充足的盈利以吸引私人投资者，并为公共利益服务。他希望银行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因为货币政策极易被滥用，因此他需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与政治家的干预绝缘。政府被授权购买1000万美元银行股本中的200万，使政府可用进行杠杆调节，但又不能发号施令。
汉的每一个计划都与其他计划相关联，从而形成一个独立而具有连锁性的整体。他的合众国第一银行也不例外。私人认购的800万美元资本金中，3/4用于政府债券支付。他巧妙的将他的银行与公共债务计划交织在一起，让政府放弃一个计划而保留另一个变的非常困难。汉选择了同时用金和银铸造硬币，因为他害怕选其中任何一种会削减这种金属流通介质的数量，而他的首要目标是扩大货币供给。
1791年，第一合众国银行的股票正式认购，一小时酒售罄。公众变的疯狂，一夜暴富的幻想使大众头晕目眩。股票交易一开始，价格就疯涨，一个月从25涨到300元。所有人都在讨论银行股票。他们对这个城市正常的商业盈利已经变的不屑一顾了。银行家拒绝为主要投机者提供更多贷款时，泡沫破裂了，股价开始暴跌。市场紊乱的状态把汉推入两难的境地。后来股票价格回落到110元。杰斐逊认为汉造成的股票狂热腐蚀了国家，美国的繁荣被一夜暴富的美梦取代了。他认为汉使美国共和试验的威胁，必须将其清除。
汉误入桃色陷进，他仿佛需要两种继而不同的爱，一种是忠诚、温驯的爱，一种是被禁止、禁忌的爱。同时他也在构想一个未来的工业城市，一个与杰斐逊的农业乌托邦相对立的工业社会的缩略图。当时，90%的美国人从事农耕。汉担心，如果美国继续保持纯粹的农业经济，它将会在与欧洲社会的比拼中处于下风。18世纪70年代已经是一个科学奇迹重塑经济并推动生产力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技术奇迹，有蒸汽机、热气球和水力纺织机。这些工业上的突破以强劲的动力将英国推向了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英国把这些经济发明奉若珍贵的国家机密，极其警惕的予以保护，避免落入他国手中。在纺织厂工作的高级技师不得移民。
汉虽然被人们误以为是英国人的走狗，但其实他早已参与了一项挑战美国纺织业霸主地位的计划。又一个在英国纺织厂的学徒来到纽约，复制了他老板的纺织厂。汉的政策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提出的经济自主、平等贸易的口号一致。殖民地居民奋起反抗，因为殖民地限制了他们的制造业发展，强迫他们把原材料供给宗主国，压制了他们的经济潜力。独立战争之前，英国实施了一部法律，禁止向美国出口任何与棉麻毛丝生产相关的工具。
汉对英国工业秘密发动大胆的袭击，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吸引英国纺织工来美国，并且全力支持对英国工业机密技术的剽窃。在倡导制造业的过程中，汉遭遇激烈的抵抗，这些抵抗来自那些害怕工厂会伤害工业，危及共和政府的人。他的反对者以土地富饶、资本和劳力不足为由，认为美国应保持乡村式的民主政治。杰斐逊认为美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制造业国家。
汉心中的美国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精英社会，其多元市场可用包容不同民族、背景的人才。汉的副手杜尔操纵政府债券和银行股票，以个人名义借了大量的钱。银行狂热的气氛笼罩了纽约。汉认为，信用的上层建筑对于其基础而言，过于巨大，必须引导其在更合理的规模内发展，否则将毁于一旦。股票交易滋生了赌博精神并改变了一部分人的价值取向，但必须看到这种融资渠道带来的更广泛的社会利益。
政府债券和银行股票一路狂涨，超过了所有合理的估价标准。汉认为，迅速而不同寻常的上涨，是人为制造的莽撞，没有经过任何概率计算的。之后股票狂跌，杜尔的债权人非常多，市场恐慌情绪随之蔓延。杰斐逊抱怨，国家的信用和命运悬于无耻赌徒的孤注一掷和万丈深渊之间。华尔街骚乱和杜尔的溃败凸显了汉政治理论的一个刺眼的缺陷：有钱人视自身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汉总是对商人特别关注，他希望富人有更开幕的觉悟，为公众利益服务，而低估了富人可采取的阴谋诡计。1792年的恐慌之后，杜尔7年后死在了狱中。
杰斐逊和汉代表了两种政治见解，他们的冲突在整个美国史上都是罕见的，不仅瓦解华盛顿内阁，甚至导致整个国家的分裂。两党制被奉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其创造者却认为政党或者派系在共和国里没有存在价值。汉对政党有恐惧感，认为政党可能把政府置于死地，希望美国可用废弃这些团体。然而汉本人不知不觉成为了政党的雏形，他的人格魅力和政治远见把他的追随者团结在周围，这些人自然而然的成为了“联邦党人”。联邦党人与新英格兰、大西洋沿海地带的大银行和商人互相支持，他们中大部分是公理会和圣公会教友。共和党人通常是浸礼会教友和殉道宗教徒，他们的支持来自于南方富有的种植园和小农场主。他们信仰的确立是基于对汉对惧怕，并利用反汉对言论作为他们团结一致的表达方式。
杰斐逊长期以来对英国都持否定态度，而汉亲英，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时一场误入迷途的革命的血腥故事，必须引以为戒。汉认为美国时重要贸易伙伴。因为美国一半的出口商品时英国消费的，美国进口商品的3/4来自英国。华盛顿支持汉，于是杰斐逊想要一切可能诽谤和中伤汉。
杰斐逊善于假人之口而自己闭口不言，他包装弗雷诺，开办反对派报纸，杰斐逊为报社引入一些国务院的琐碎工作，比如印发法律公告，为的是给报纸增加一些收入。汉说杰斐逊擅长让一个人陷入他策划好的境地，帮助他达到既定目标，还能避免直截了当告诉对方的尴尬局面“阁下，我是想利用你达到这个目的”。杰斐逊说，只要刊登在这种肮脏的传播工具上，即使是真理也会遭到怀疑。
杰斐逊利用报纸歪曲汉的形象，说他是傀儡，被一个想要建立英式君主政体的阴谋集团所利用。他们都认为汉是邪恶的，宠信投机者，试图把贵族制度引入美国。华盛顿一开始保持中立，但后来他对杰斐逊无中生有的阴谋失去了耐性。一个年轻的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呈现出一种奇怪现象，一方面是这个时期的领导人的才干远超过后来的政府，另一方面他们互相之间的憎恨也是后无来者。为什么一流的思想意识与低级的诽谤会并存？因为对立双方都认为美国的未来危如累卵。
华盛顿连任总统，因为只有他能不让美国分裂。法国大革命迫使美国人思考他们自己革命的意义。大多数美国人赞扬法国大革命是他们自己革命的承继者。但是接下来巴黎的留血让美国人吓一跳。法国疯狂堕落的人以自由之名摧毁了他们的政府，并发生了1400名政治人物的大屠杀。最初很多贵族、主教也支持大革命，希望能创建一个基于法律、秩序和健全财政下生机勃勃的新国家，但后来1792年路易十六上断头台抹杀了他们最后一丝希望。
法国大革命杰斐逊党人对这些暴行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认为一个普世目标可以原谅任何导致流血的手段。麦迪逊虽然对巴黎的野蛮行径感到不安，但他也崇拜法国大革命的狂热。华盛顿和汉密尔顿憎恨在法国发生的恐怖事件。汉认为法国乌托邦式的革命过于强调自由，他们迫害的银行家和商人是渐进改革的中间力量。汉把法国的混乱局面看成是美国的凶兆。
美法纠纷导致杰斐逊辞职，汉一早就断定他是为了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杰斐逊离开那个后，华盛顿并没有清理共和党人。相反，以团结统一为主导思想的他选了共和党人麦迪逊。麦迪逊要求一套强硬的地址英国的贸易政策。虽然汉鼓吹一个是信守规则的同盟，但英国人表现出来的对美国持强凌弱、盛气凌人确实非常严重。他们扣押美国船只，并扣押大部分货品作为战利品，宣称美国人是叛变的英国水兵。美国一片哗然，感觉在独立战争后会再爆发一场反英战争。
联邦党人感到被出卖了，汉召集2万人的部队负责沿海地区的防御，实施部分贸易禁运。汉要求设立海军，共和党人嗅出了权力角逐的气息。麦迪逊反对联邦党人成立军队及为国防提高税收的计划。对英战争如箭在弦，他们认为华盛顿应派汉去英国当特使。但汉缺乏国人的普遍信任，最终选了另一个人。
汉认为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和平，只有在所有补救努力失败的情况下才会诉诸武力。他警告，共和党人想要破坏和英国的关系，加强和法国的亲善，并把所欠英国的债务一笔购销。这样一来，英国会采取报复行为，封锁对美商品的出口，造成海关关税的毁灭，导致财政部完全停止支付，从源头上葬送信用体系。汉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对国家利益冷静的分析。他认为战争的爆发是源于愤怒和不恰当的激情，而非基于对本身利益冷静的分析。对英战争会释放出普遍的暴力幻想，点燃动荡的激情，而这一切将通往法国模式的过激主义，将美国推向组织无序和无政府主义的极端。
1794年，宾夕法尼亚西部爆发了威士忌叛乱，该税种的颁布上汉债务融资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个税种是联邦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如果取消，就必须提高关税，从而造成更多的走私和逃税行为，刺激外国的贸易报复。政府还需要经费征服印第安人。汉很坚定的要求用军队镇压叛乱分子。他觉得这表面是可容忍的民间违抗，世纪时规模浩大、性质恶劣、有系统秩序的计划，目的是颠覆这个征服。华盛顿在汉的好战和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的求和之间做出了折中决定。他发布声明，告知不理智必须在9月1日前停止，否则会出动军队。汉吧这次远征视为为政府意志的头等考验。远征军人数有12000人，叛乱的7000人并未公开抵抗，很多被围捕。华盛顿和 汉为政府赢得了新的威望，并展示一个民主国家无须诉诸专制手段就能处理公共混乱状态的实力。
汉为了家庭于40岁时辞去财政部长。这时美国的信用等级已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不相上下。银行、债务、融资、税务、海关都为重建公共信用建立了运行框架。他是美国政体之父。纽约的富商巨贾都热情款待他。汉被视为是当地繁荣的守护神。汉在经济上捉襟见肘，身价连500美元都没有。汉拒绝了致富的机会，他担心法国大革命中的种种恐怖行径也许很快就要登陆美国了，他本人可能要接受革命法庭的审判。和英国的谈判结果《杰伊条约》引起共和党人巨大不满，他犯下的最不可容忍的是他给了英国在进口商品方面的最惠国待遇，而英国没有对美国进口做出让步，他们认为是对英国霸权屈辱投降的条约。
联邦党人认为杰伊在最重要的方面取得了成功，即避免了战争，他也确保了美国的贸易能够直通海外市场。杰伊遭到全国的咒骂，虽然人们从这个条约中获得的利益相当可观，但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份条约受到如此多的指责。数不胜数的人骂华盛顿，要求对英国开战，为法国爱国人士和共和党人喝彩。汉觉得纽约时处于半战争状态，法国的三色旗高高飘扬，他仿佛看到杰斐逊党人的死囚押车载着他和其他联邦党人驶向美国制造的断头台。汉密尔顿被游行示威者用石块砸中了。汉提出要和侮辱他的人决斗，后来他得到了这人 道歉信。在没有公共职务的时候，汉再次暴露了桀骜不驯的火爆脾气，在发生最激烈个人冲突的时候，纽约最著名的律师不是求助法院，而是借助于决斗场。
汉认为对条约的抗议是为扶助杰斐逊竞选总统的策略。他告诫美国正处在一个强盛国家的萌芽状态，欧洲势力一旦发现有机可乘，就会扼杀这个国家。美国最好的策略是谈判解决争端，而不是正面冲突。
汉的继任者、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是汉的至交。华盛顿认为，让并非全心全意拥护自己的人进入内阁无异于政治自杀。他在和杰斐逊打交道的过程中，吸取了教训，放弃了超越政治派别的天真想法。华盛顿放弃三连任三不希望再被一些声名狼藉的三流作家在出版物上谩骂和诬蔑。
汉主张抵制法国侵略者和他们宣扬的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自身的坚固可以让一切迎刃而解，而到处炫耀则会让一切成为竹篮打水。他的计划是既强调力量，又强调适度。美国派了代表团去法国，但法国态度强硬，要求美国向法国提供一笔贷款，甚至要美国偿付法国走私船在掠夺美国船只时造成的损失。亚当斯宣布代表团任务失败，要求全方位军事备战。共和党人的判断严重失误，他们说法国的表现好，说亚当斯好战。共和党人颠倒是非的亲法行为惹怒了汉。汉认为美国已经濒临内战的状态，这场战争将这个国家爱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联邦党因为法国事件，横扫众议院。然而，充足的权力也给联邦党人带来危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缺乏必要的自制力，无法控制专制的冲动，为滥用权力埋下隐患。
很多美国人都认为不需要配常备军，认为是暴虐的君主们镇压慑服人民的立法机构的工具而已。《独立宣言》反对殖民地在和平时期维持一支常备军。麦迪逊认为“战争是军队之母，由此便会产生债务和税收；人们都知道，军队、债务和税收是将多数人置于少数人统治之下的工具。美国准备和法国的战争，华盛顿被众人请求再次担任军事首领，华盛顿想任命汉当二把手，但遭到亚当斯的激烈反对。争执了许久以后，汉还是被任命，
汉和华盛顿认为新组建的军队将成为永久性军事力量的核心，美国不再需要依靠各州的民兵。共和党人长期把汉视为潜在的独裁者，但只要他为华盛顿做事，就不足为虑。随着汉逐渐脱离华盛顿的监管，汉的举止更加好战。他希望解放欧洲在南北美洲的殖民地，对外宣称对英法保持中立，但私下却试图和英国一同行动。汉公开呼吁在南美洲开展军事行动，阶段墨西哥和秘鲁的财富输送到法国的通道，阻止法国称霸全球。这个计划遭到亚当斯的彻底反对。后来由于组建军队的理由，防御法国的入侵因和平谈判而逐渐丧失了存在的价值，这个计划显得更加毫无意义。
亚当斯做总统期间，美国政治陷入野蛮状态，偏执使两党彻底放弃了互信，他们都称对方为叛国者。美国的开国元勋都似乎走下了神坛，成了容易犯错的凡夫俗子。1978年，国会颁布了四部臭名昭著的法案，以求消除分歧，威逼共和党人服从政府。杰斐逊认为美国走到了政治的十字路口，联邦党人的专横历任无法忍受，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清除异己。对执政了10年的联邦党人来说，盘踞在他们心里的不是希望，而是恐惧。共和党人因为被打压而团结一致，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法不是采取行动，而是坐等联邦党自我毁灭。
汉密尔顿建立强大临时军队的前提是敌对的法国放弃与美国谈判。而亚当斯主张谈判。这个决定虽然英明，但他做出决定的独断方式加剧了他与那个的紧张关系。亚当斯认为内阁中有隐秘的背叛行为，寻求废弃宪法授予他的权力。汉变得更加抑郁，部队经费短缺，影响到征兵计划。汉想说服亚当斯，路易十八会复辟。两人大吵一架。其实组建新军的计划缺乏民众支持，因为选举人不想新缴纳税收，并担心军队用到别的用途上。
华盛顿于1799年去世，这对汉是沉重打击，因为他没有了保护伞。联邦党人太依赖华盛顿，期望他能结束党争，这让他们在之后的大选非常脆弱。汉的军事梦想结束了，他的部队监察长职责卸任了。1800年，共和党人在纽约市大获全胜，把联邦党地盘变成了共和党的堡垒，预示着美国政治将发生逆转。伯尔在其中功不可没，因为他通过优秀的管理胜利了。这是“注意政治细节且手法娴熟的政客，击败了具有政治家风范的汉密尔顿，虽然后者也毫不犹豫放低了姿态，投身于谦卑的政治选举活动之中。
杰斐逊这下有可能当总统，汉认为他会通过通过剥离政府的一些权力去推翻政府，还有一些人希望效仿拿破仑进行一场革命。汉认为“严格遵守规则，就会容易牺牲社会的本质利益。在我们生活的这一时代，过于谨慎就会一事无成”。汉密尔顿请求杰伊用逾越法律的手段去维护法治。这一建议无异于以法律的名义进行欺诈。汉认为杰斐逊对宪法缺乏热情，一旦当选总统，可能会解散联邦政府，把美国带回《邦联条例》的混乱时代。然而，汉一个知道杰斐逊是在夸大其词。一个狡猾务实的政客往往隐藏在狂热的言论之下。
伯尔策划了选举胜利，成为副总统的提名人。杰斐逊对伯尔缺乏敬重，更不欣赏。如果有利于双方对共同利益，他们的合作关系将维持下去。仅此而已。亚当斯为连任，决心清除内阁中汉的支持人，说汉是阴谋家、英国党，以迎合更多的共和党选举人。亚当斯接连罢免了两位汉的亲信，令共和党人欣喜若狂，让联邦党人摸不到头脑，他们认为亚当斯和杰斐逊达成了政治协议。汉天生不会妥协，他甚至准备毁掉联邦党而让杰斐逊成为总统，也不和亚当斯和平共处。汉帮联邦党的另一位候选人拉票，他所到之处，听众的脑海里都会出现法国革命在美国的可怕景象。大家都认为对亚当斯的强烈憎恶已经让他失去了洞察力。很多人劝他悬崖勒马，因为拉票活动的效果并不好，但他仍置之不理，并写了一份对亚当斯的控诉书，形同政治自杀。共和党人公开了这些内容，因为这加深了联邦党人的分裂。
共和党在议院席位上获得多数，因为联邦党人敌视法国的政策，汉的加税等。联邦党人存在的一个深层问题上它的政治上精英政治，在引导民心方面毫无建树。汉过于聪明，无法吸引大众的好感。他经常扮演“败兴者”的角色，经常给民众泼冷水。汉从阴暗面来审视世界，能够更清醒的看到人类的局限性。杰斐逊则是通过“乐观的眼镜”来观察万物，并对人类的潜力充满信心。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相信民主，但前者对被统治者更加不信任，和后者怀疑统治者更多。作为空想家和老练政客的怪异混合体，杰斐逊擅长拿捏积极乐观的语汇。“美国是全人类灯塔”的狂热信念来自杰斐逊，他像皮条客一样迎合大众的激情。
联邦党人留给美国一个稳固的联邦政府，包括央行、偿债基金、高评级信用、税收制度、海关系统、海军等。他们增加了国家凝聚力，用财政计划稳固了国家，树立了法律原则和资本主义文化。汉建设了一个拥有市场经济和强大中央政府的现代民主国家。联邦党人大多是废奴主义者，因为他们信奉的崇尚自我奋斗、开放、流动的精英，而非基于出身和血缘。这和南方种植园主阶层形成鲜明对比。
1800年之后，三名弗吉尼亚州奴隶主领导白宫24年。1800年，美国与法国缔结条约，结束了准战争状态，取得了重大的外交胜利。伯尔佯装听命于杰斐逊，其实自己想当总统。只有他公开参与拉票，其他候选人皆保持绅士风度，坚持回避巡回演说。杰斐逊认为伯尔只是“一支扭曲的枪或一件变形的武器，他的目标你永远琢磨不透”。杰斐逊两次寻求这支扭曲的作为他的竞选伙伴，足以显示他的玩世不恭和通权达变。联邦党人认为一个支持伯尔，以中介弗吉尼亚政治主导地位。因为伯尔队金钱和权力有强烈渴望，他们认为可以与他达成一笔交易。与伯尔道德沦丧相比，他们更担心杰斐逊的无神论和乌托邦思想。他们认为，机会主义者要胜过一名危险的思想家。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做出选择，汉更喜欢选择一个有原则的错误之人，而不是没有任何原则的人。汉对杰斐逊的支持，是最不可思议的倒戈。汉先用宣传册给亚当斯当头一棒，虽不致命也给他留下了伤疤，接着又阻扰伯尔向总统宝座逼近，为联邦党人和杰斐逊的交易铺平了道路。
杰斐逊的就职演说上说，我们都是联邦党人，但在一封私人信件里，他说“要把联邦主义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伯尔虽然是副总统，但他被排除在总统顾问圈以外，他意识到必须在家乡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为了支撑纽约州大本营，伯尔意识到他应该和心怀不满的共和党人及独立的联邦党人结成新联盟合作。这样的战略威胁到了正在考虑复出的汉密尔顿，预示着两人之间会有一场更激烈的冲突。
杰斐逊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政客，对平民主义象征意义有着正确的感觉。他给自己打造了新的形象“劳动者的杰斐逊”，只有他把上不得台面的衣服转变成政治宣言。杰斐逊的执政理念很温和、中庸，一些“老共和党人”抗议说他变节了，他不肯推翻汉的制度，包括国家银行，这背离了他以前的原则。他说“要我去强化那些曾被我认为是谬误的原则，这让我感到耻辱”，但他承认汉的财政制度非常完善，是精巧的管理机制，改变只会破坏他。汉之前担心杰斐逊会削弱总统的权力，但走进总统府的杰斐逊发现行使总统权力的乐趣。为了解决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困境，杰斐逊一方面表示会遵从国会，一方面他每周举办三次四人晚宴招待国会领导人，从而很巧妙的控制他们。
伯尔被政治圈隔离，他表面保持着对杰斐逊的忠诚，直到他在废除《司法条例》的问题上与共和党人分道扬镳。他只好讨好联邦党人。由于联邦党人和副总统玩起了相互利用的游戏。汉认为策动杰斐逊下台的就说利用伯尔分裂共和党人。“作为一个工具，这个人有一定的的价值”。当地党派之间突然爆发了媒体攻击，纽约每一个小团体都感到有必要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铺天盖地的诽谤性文章抨击着各位政客，伯尔也因此输掉了纽约州长的选举。伯尔认为是汉密尔顿在幕后造谣生事，说他乱伦、通奸、当皮条客、奸淫奴隶、抢夺客户资产。伯尔邀请汉决斗，决斗之风在军官阶层尤其盛行，逃避会被贴上懦夫的标签。决斗是解决冲突的巧妙形式，很少有决斗者会毫不迟疑的杀死对手。对战双方会在谈判中灵活应对，或打伤对手，解决争端。决斗的要义不是展示致命的枪法，而是展示勇气。1804年7月，汉密尔顿死于和伯尔但决斗，享年4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