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很好。先上结论：许确实是“男”，但应该是“男服”不是“男爵”。因为文献记载的缘故，很多男服国我们并不知道，比如郑国也是其中之一。
相信很多朋友读春秋史会有疑问，怎么好像春秋时期只有许国一个男爵？其实在《春秋左传》，还有两个惊鸿一瞥的骊戎、宿国。不过总数仍然很少，特别是许国也算是重要诸侯吧，怎么和两个蕞尔小国一个级别了？这个话题很值得探讨。之前在一个问题里讲了“侯”的来龙去脉，这个问题就来讲讲“男”。 林屋公子：严格的说，“各诸侯（国）”的用法正确吗?
1、对这类所谓“五等爵”的问题，先要明白一个前提结论，就是五等和五等爵制根本不存在。这点在其他回答多次强调，这里不展开来说了。总之西周、春秋的所谓“公侯伯子男”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序列：以亲属称谓为本义的“公、伯、子”和以服事职贡为本义的“侯、（甸）、男”。前面三者虽然有本身含义，但往往可以作为国君通称；而后面三者因为和职官有关，用法相对固定而且互不兼容。西周初年《令方尊》和《令方彝》对此记录最真实可靠：
相类似的是《尚书》的两条记载，除了“邦伯”尚有疑问，“卫”应该也是外服国家一种，但可能是“侯、甸、男”的附庸：
2、所谓的外服、内服，是以王官是否在国都任职为标准，“服”即服事的意思。侯、甸、男、卫等都属于外服，这四种职官实际上从商朝就有了，比如我们在卜辞中可以看到“X侯”“侯X”“田（甸）X”“X任（男）”“X卫”以及“犬X”“X牧”等称呼，这些应该都是外服职官。汉唐注家都认为男即是任，为王任事的意思。把其和周初文献的记载结合，可以看出服事制度有明显的传承性，所以“侯”和“男”我们理解为服制而不是爵制为宜。
3、除了《春秋左传》记载的许男、宿男、骊戎男，在金文中还有许男、唐男等，其中“许男”可以得到二重证据印证，当明确无争议。另外，在传世文献中许国国君多称“许X公”，这个“公”应该就是国君通称；而在《说文解字序》和《清华简·封许之命》中都提到“侯于许”，不过这个“侯”作动词的时候，可能是建立诸侯的通称，未必指许国是侯服。许国应该就是“侯甸男”三服的最低级男服，比侯服差两级。用这个思路可以解释这段史料：
如果按照五等爵制，男上两级是侯，那当然是说不通的。即使是《孟子》记载的“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看似合理，但仍然解决不了大量称谓不定的问题，只有把“侯甸男”放在同一序列，这个问题才迎刃而解。
4、除了以上几个明显的男服国，其实还有些不容易被发现的，比如郑国就是一个：
这段说的是周制一般位高贡重，比如公（此公当为公卿“天子三公”）、侯服；当然也有位低贡重的，比如甸服。但是郑只是“伯男”，不应该承受这么重的贡赋。郑国国君在文献多称“郑伯”，“伯”多用于周人贵族首领，“男”就是“男服”了。《左传》中记载郑太子忽不满郑排在齐之后，过去一般按照五等爵理解次序，那么按照“侯甸男”去看待又未尝不可呢？如果按照五等爵解释，那么如何解释“谷伯、邓侯来朝”的次序呢？
5、《左传》还有两个隐藏的甸服国：一个是曹，《定公四年》说“曹为伯甸”，大家一般只知道郑伯、曹伯的称呼，往往容易忽视郑男、曹甸的服事；还有个是晋，《桓公二年》说“晋甸侯也”，侯和甸是不能共存的，但结合晋初国君称唐伯看，可能唐也是“伯甸”，到晋为“侯”，这样就也通顺了。但是，为什么《春秋经》中“公侯伯子男”指代的国家比较固定，而郑能称“伯”而许要称“男”？
6、尽管“五等爵制”自始至终不存在，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春秋时期的确有一种以“公侯伯子男”作为固定称呼某诸侯的现象。这应该和春秋霸主会盟的背景有关。会盟需要确定诸侯强弱、服事关系，但是因为实力此消彼长，不可能由天子和哪位霸主制定一套完整的爵服次序。在这种需要下，“公伯子”逐渐脱离亲属称谓而有了相对固定的用法，“甸”和较强的“男”也被纳入了“伯”的称呼，而较弱的如许和宿则依然称“男”，此时“男”则又有了附庸的意味。
综上：
1、西周的服制大体继承了商朝，分为内服、外服，其中外服又分为侯、甸、男、卫等；公、伯、子中的伯、子也源于商朝，其包含较重的亲属色彩，称呼不定性大。
2、在春秋的“公、伯、子”等称呼逐渐趋向固定化，并与外服的“侯、男”开始并称，“甸、卫”则弃之不用。但都是会盟需要的习惯称呼，并没有形成固定的五等爵。
3、春秋末年服制解体，到战国分别有了“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和“五服”（甸侯绥要荒）的观念，可以看出有一定历史原型，但更多只是儒家的理想构建。
4、五等爵从思想上看很大程度来源于服制，但是爵位本身更类似于现实存在的命制。以后再写个长篇大论，把服制、爵制、命制几个详细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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