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践心里乌托邦而不惜将整个国家化为炼狱燃烧的疯子，这就是身为魔怔左壬的我能给波布的评价了。
在波布看来，什么过渡期都是不需要的，可以直接跳过俄国新经济政策、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可以不用先进行土地改革，就直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甚至在他看来连人民公社都称得上保守了——毕竟人民公社仍然保留着货币、还维持着小家庭结构。柬共二号人物英萨利便曾说声称，柬共的事业是「史无前例」的，于是在「组织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的口号号召下，柬埔寨化为众多康米国家里运动里最激进的其中一个，城市是资本主义的象征得消灭、工资代表资本主义也得消灭。
波布领导下的红色高棉把过去与未来割开来，把在其掌权前便生活在其统治下的人民与生活在龙诺政权下的人民区分为「旧人」与「新人」，让前者管理后者甚至要「取代」后者(具体手段就是屠杀)，因为后者是被资本主义污染过的「细菌」会感染给前者。从这层意义上理解，我们甚至能认为波布眼中的敌人正是「现代文明」，因为无需讳言的事，一切我们所熟知构成「现代社会」的事物(无论是好是坏)，基本上都是「源自于资本主义」。
单纯以马克思的理论来说，共产主义是要让资本主义创造的事物为全人类而不是为少数资产阶级服务，但很遗憾的是，波布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似乎仅止于表面上的消灭所有和资本主义相关的人事物，企图不以任何过去为基础凭空创造共产主义乌托邦。(虽然知道有些人会嘲讽说又是下面的人念歪了经，但我仍然想说波布的行径真的是与马克思的主张背道而驰)。可想而知的，波布的妄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带给柬埔寨的只有无尽的死伤与痛苦。如果说史达林还可以用让苏联快速工业化成为世界强国来替乌克兰农庄辩解，毛的文革也能用「打碎利维坦」、「反对官僚体制」来理解，那么波布领导的柬埔寨可以说连一丝一毫为其开脱的理由都没有。
有人误以为红色高棉的屠杀是农民对城市人口民粹式的报复，又或是以为是民族性的屠杀，但这点其实是片面的。的确，波布的主张比毛更加极端，毛固然提倡农民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哪怕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体制下，工人的地位仍然占有绝对的地位，工农剪刀差、城乡户籍制度都是这方面的体现。而波布则是决定以农民当作唯一的根基，可这绝非意味红色高棉治下的农民享受到了类似改开前中国工人阶级那种相对更高的待遇。实际上来说，红色高棉统治下的农民无非是国家没有奴隶之名的奴隶，仅仅只是国家劳动营的农奴罢了。
红色高棉统治下，公民权并非生而有之，为了捍卫所谓「纯洁性」，一个严密的阶级系统的诞生是必然的。从代表完整公民权的「一级完整权利者」(亲友与本人从未替龙诺政权服务过)到并不享受公民权的「候选者」，红色高棉等于是将东南亚传统的种姓制度再次复辟。
令人讶异的是，波布并没有大搞个人崇拜，事实上波布异常的反对「个人崇拜」，然而反对个人崇拜并不意味波布的统治手段温和。应该说，恰恰是波布的选择是以「安卡」取代「个人」来统治，反而使得红色高棉的统治异常的残酷。「安卡」的意思是「组织」(可以理解为党)，个人崇拜通常会尽力将领导人塑造成伟大的非凡领袖，尽管个人崇拜下领导人的「神性」会压倒「人性」，使那些政权领袖们在各种非凡光环加持下宛如神祇。但如果用「安卡」还取代「领袖」呢？那么政权似乎连去「塑造」一个「无所不能的非凡领袖」的步骤都省却了。
因为个人身而为人的侷限性(指人性)必须得靠整个舆论宣传机器来擦脂抹粉方能以「神性」取而代之。可是一个组织，天然便不带有「人性」的特质，就象利维坦一样，它们天生就是带有神性的神话生物。一个人很难被塑造为无所不能的非凡领袖，但一个塑造无所不能的组织却并不困难。于是，哪怕红色高棉很多中高级干部也不知道他们的领袖姓名为何，但无所不能「安卡」却仍然能率领他们企图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乌托邦」。
劳动生产队取代了原有的家庭组织，当小家庭被彻底拆分后，当男男女女依照年龄籍贯被拆散分别编入不同的生产队时，一个完全原子化的社会就建立了。在红色高棉，唯一一个具备组织力量的存在就是波布政权，就是安卡，从这来看，至少在柬埔寨之内，安卡的确是无所不能的，社会上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团体有可能威胁到安卡的存在。在这种制度下，一个与《1984》里类似但又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伴随无数血泪而建立。老大哥与安卡，是一种具有相似性的存在，老大哥不是某个领袖，它是超越领袖的永久存在(或者说他曾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领袖，但当他被长久一以贯之的神话下，他已然成为超越人的永恒存在——无所不能的新上帝)。
然而，波布究竟何以为波布？红色高棉一连串背后的屠杀究竟是依照什么逻辑而行动？捍卫政权的存续？但若仅是如此红色高棉的集中营似乎有很多人根本不该被投入——一个政权的存续是需要基本盘的，而红色高棉的屠杀显然已经多过单纯肃清反对者了。所以显然波布作为一个极端主义者，是不能单纯以为了自己野心而拼死捍卫政权的独裁者理解。这不是为了替波布与红色高棉的罪恶洗白，而是为了避免把波布开除左籍或打成野心家得出简单但不全面的结论。
就我个人看来，波布与红色高棉带来的血腥屠杀与一连串的悲剧，是一种将学说异化扭曲为「经文」而带来的悲剧。当马克思的理论学说被以宗教式的方式来理解，那么波布与其他类似的悲剧显然就能以欧洲宗教改革以来的屠杀来讨论。
当1973年红色高棉与越南交恶后，波布为了宣称红色高棉比越南更具「纯洁性」而采取更加极端的政策来实践乌托邦的妄想。越南对红色高棉的建立出力颇多，正如中国对越南，苏联对中国类似。于是当与过去的「老大哥」决裂时，反而势必得用更极端的方式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于是正如欧洲历史上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为了论证自己比罗马教廷更「虔诚」而不惜以迫害烧死异端一样，波布为了论证自己比「越南修正主义政权」更「纯洁」也得用更激进的屠杀手段来迫害异端。
从这来看，某些保守人士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并非全然毫无价值，深爱抽象的人并不能等于深爱具体的人——卢梭是人类之友却不等于一个好的挚友。国际主义对全人类的热爱，也不能等于对本民族同胞的热爱——有时候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某些动辄声称要图蜘、图农的「国际左派」可能可以侧面证明这点)。这当然不意味政治主张无需激进、不代表对社会体制变革的盼望等于暴政与屠杀，更不是说奥弗顿之窗内的观点才有可取之处魔怔壬必须得被全面反对，可是波布和他的红色高棉，的确证明了在仰望星空的同时不能忽略脚下的泥土。如果将人文学者彼岸的乌托邦视为一种能超越此案现实基础凭空创造的存在，则红色高棉的悲剧终将阴魂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