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张居正改革的成功与否，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对张居正个人而言，张居正改革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但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改革是失败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以当时明王朝的政治生态，任何改革最终都不会成功。
回头看张居正，之所以要推行改革，是因为当时的明朝主要存在着以下隐患：财政入不敷出、宗室尾大不掉、官员考核无据。而财政入不敷出，则是各种矛盾的聚焦点，也是改革的当务之急。明朝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财政危机，其根源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
明朝中后期，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兼并发展迅猛，大量民田被皇亲国戚和官僚地主所侵占，就连太监也纷纷抢占土地。这些人在兼并土地之后，又利用特权虚报田数逃税，这对于以田赋作为主要财政收入的明朝来说，直接导致了纳税田的数量减少，财政收入日益缩减，但庞大的皇室及行政机构开支、军费等有增无减，极大的加重了明朝财政入不敷出的程度。
第二，户籍人口流失，可控人口急剧减少
随着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愈演愈烈，大量农民纷纷破产，破产的农民要么卖身于豪强为奴，要么流亡荒野他乡，使得明朝实际控制的人口数量也开始不断减少。明朝建立之初，全国户口总数尚有1600多万户，但是到了弘治四年，全国仅剩下900多万户，明朝政府实际控制的人口数量大量减少，相应的也导致了赋税和徭役的征发困难，加重了明朝财政和经济发展的困境。
第三，赋役不公，百姓负担沉重
明朝的赋役制度中，田赋有夏税和秋粮之分，役法有里甲、均瑶、杂泛。其中，税是按田亩数量进行征收，徭役征发的对象是户丁，这种赋役的征发方案，理论上是公平的。但是，自嘉靖、隆庆之后，大量的官僚豪绅们买通胥吏，运用各种舞弊手段逃避赋役，而将繁重的赋役转嫁到贫苦的百姓头上，以至于出现了“富者田广而赋役轻，贫者田狭而赋役重”，甚至出现“有田而无赋者，有赋而无田者”的情况。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困境，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为了振兴国家财政，不得不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
在张居正看来，当下明朝政府的官僚体制因循守旧、缺乏效率，而要解决这种运转不灵，缺乏效率的官僚体制，整顿吏治刻不容缓。为此，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开始实行“考成法”。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行政审批监督系统，层层制约，随时考成，对于那些缺乏办事效率的冗官全部进行裁撤，极大的提高了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的管理效率。
当政治领域改革初见成效后，张居正开始将矛头直指以权谋私的官僚和豪绅地主势力，将改革深入到财政经济领域。当时明朝官员为增加赋税，通行的做法是直接向百姓进行摊派，而不敢向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权贵追缴他们偷逃的欠税。但是，张居正则主张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凡是追缴欠税不力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
此外，张居正进行财政改革的重头戏则是清丈田地。万历五年，张居正在官僚地主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声中，通令清丈全国田地，彻底清查被皇亲国戚、勋臣豪强及各级官僚所兼并和隐瞒的土地。清丈全国田地的工作沉重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交出欺瞒的田亩，或者按照实际田亩数额缴纳赋税，从而扭转了明朝财政亏空的局面。
经过张居正十年改革，明朝出现了政令统一，国库充盈的新气象，史称万历新政。可以说，张居正是以一人之力挑战了既得利益集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张居正因病去世后，对他的反攻倒算迅速上演。反对张居正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制造了强大声势，将曾经反对过张居正的人恢复名誉和官职，将改革时张居正重用的人通通罢免。并且，在既得利益集团污蔑、构陷的虚假证据之下，万历皇帝下诏认定张居正多项罪名，并全盘否定了张居正的改革政绩。更甚的是，张居正全家十几口人，在抄家时竟被官府关在室内活活饿死。
反观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明朝的财政危机，挽救了行将崩塌的明王朝，但是由于此时的明朝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守旧的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十分强大，即使张居正在改革时获得了一定的强权，但只要旧制度下的利益集团、官僚、宗室成员、地主阶级仍然存在，那任何改革终究只能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