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在1957年发表的《红色中国杂记》中曾谨慎的披露过一些内幕。
斯诺根据当年的日记写道:1937年11月2日,他在上海会见了宋庆龄，宋庆龄对他说,西安事变时,孔祥熙来见宋庆龄，请宋庆龄在一个谴责张学良逮捕蒋委员长的声明上签字。宋庆龄断然拒绝了,这使孔大吃一惊，要求解释理由。宋庆龄回答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
宋庆龄还对斯诺说,自己事先就知道张学良在计划这类行动,甚至曾敦促张学良这样做。
斯诺说张学良与宋庆龄在上海是邻居,各自的住房都位于法租界同一排楼房。宋庆龄在上海曾与张学良比肩而居，在西安事变之前又受张学良所信赖以至能预先知晓他“逼蒋抗日”这类秘密“计划”。
早在1935年底,张学良欲与红军停战议和，他以为中共中央仍在上海，就密托部下李杜将军设法在上海找到与中共联系的线索，李杜将军把张之此意密告宋庆龄，在宋的提议和帮下，1936年3月,为躲避搜捕曾在孙中山故居里住过几天的中共党员刘鼎，由张学良派人秘密接到西安，4月9日,张学良带着刘鼎与周恩来同志初次秘密会谈，4月底,刘鼎即成为中共驻东北军的正式代表，驻在张学良的金家巷公馆里。后来,张学良还通过宋庆龄资助过红军等等。可见，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是十份信赖宋庆龄的。
但是仅在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宋庆龄态度便突变。
斯诺说：在此时或稍后一些时候,我得知宋庆龄曾把斯大林的电报转给毛。电报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后来廖梦醒（廖仲恺之女，曾任宋庆龄秘书）回忆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当天晚上十一点半左右，宋美龄哭着打电话给宋庆龄，两人交谈至凌晨三四点左右，通话结束后，宋庆龄便通过路易•艾黎的养子（宋庆龄与苏共的联系电报设在其养子的实验室里）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随后，又通过周恩来与毛泽东通话。
第二天早上（即13日）宋庆龄会见胡子婴时态度大变，甚至想亲自去西安营救蒋，后因何应钦的阻挠而未能成行。
张学良后来晚年在接受张氏姐妹采访时曾嘟囔：说杀蒋的是你，说放蒋的也是你。
那么中共当时是什么态度呢？
193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要其发动人民,“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交人民审判”。
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15日,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名红军将领名义发表的致国民政府的通电,仍坚持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
至于中共中央当时驻地保安军民的情绪,诚如张闻天(当时,在名义上他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夫人刘英所言:当时《红色中华》报上揭露蒋介石“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罪恶,说蒋“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要求把蒋交付人民公审。
斯诺说：在释蒋前后,他收到一张从陕北寄来的明信片,信上说,蒋在西安被捕的消息传到保安镇的当天晚上,保安举行了群众大会,毛泽东等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镇上一片欢腾。
由此可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的方针仍是除蒋。
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早已把与张学良杨虎城秘密结盟的大致情形向共产国际报告了(甚至把准备接受张学良入党之秘密也报告了)。
张学良为了取得苏联的谅解和援助，早在1936年9月就已派秘书栗又文(中共地下党员)到新疆，通过苏联教官安德烈夫向斯大林提交了有关“东北军情况和全国抗日运动的形势”的报告，苏联已经答应帮助东北军在甘肃平凉建立一个兵工厂12。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即接连向共产国际报告事变的情形、主张和中共的立场，苏联理应与中共密切协商,在和平解决事变过程中采取一致的立场，可苏联却根本不听中共的意见，丝毫不给中共预留转圜的余地，迅即公开抨击西安事变,并逼迫中共出卖张学良。中共一方面更加策略地支持张、杨，另一方面，仍继续拍电报说服，可苏联方面却不听。
从13日起,苏联即利用广播报纸等一切宣传机器明确而严厉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西安事变时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共收到宋庆龄转交的斯大林的那封电报时，毛泽东觉得“天翻地复”，急得“踱来踱去”。
斯诺说，周恩来曾告诉王炳南:“我们一个星期没睡觉，想法来做出决定，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决定的事”。
1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
由这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已与苏共取得联系，并得到了苏共的承诺和支持。但仅在事变的第二天，苏共便变卦，在苏共的压力下，中共放弃了之前早已定好的杀蒋方针，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因此，逼蒋抗日是西安事变中共和张学良妥协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