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从南渡政权到本位政权的彻底转化，就是在萧衍时代完成的。
猪王坐视淮北沦陷以前，东晋南朝在地缘战略上对十六国-北魏掌握着战略主动权。
此时的南朝不仅统合了吴蜀的国土、还占据着大片孙权看了要流口水的江淮领土，而与此同时北方的社会生产在十六国至北魏初年的战争中已被高度破坏。
但是因为东晋在政权合法性和制度构建上是本身就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政权（当然西晋也是），这就导致南方虽然有北伐的实力，但无论是桓温还是刘裕，北伐的终点都必然是建康。
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拿南方的人命去北方攒军功，攒够了就回建康换老板的股份。这种一切国家活动转门户私计的行为，极大消耗了南方对北方的北伐热情和北方对南方的政权认同。
最终当时间来到元嘉时期，北伐的结果就变成了仓皇北顾。
虽然在地缘上，南方仍然掌握着主动权，但是南方政权的动员能力和北伐热情已经支撑不起南朝充分利用这种主动权了。
而拓跋焘的北魏，此时虽然在军事和动员上掌握着一定优势，但是并没有长期占据新征服领土的能力，于是南北朝进入了相持阶段的孕育状态。
南北在这种孕育状态里各自发展了二十年，直到刘彧为了个人统治的稳固，坐视山东淮北沦丧。而北魏吃下这片领土后，南朝对北朝的一切地缘战略主动权都已丧失。
南北朝从此正式进入相持阶段（甚至可以算北攻南守的开端），而萧衍正是在这个局面稳定了刘宋后期加一整个齐朝的情况下，登基称帝。
薛安都降魏是466年，那一年萧衍2岁，猪王死在472年，那一年萧衍8岁，也就是说，萧衍的整个人生，只有头两年活在那个仍然拥有大片淮北领土的南朝。
而他从小听的故事，是魏军大破宋军、斩首数万，张永沈攸之仅以身免。
虽然桓温和刘裕向建康北伐并不应作为合格的榜样，但是对萧衍这代人而言，无论桓大司马还是刘寄奴，都已经遥远得仿佛不知有汉。
南渡之人早已凋零，有关乡土与南渡的记忆也早已散佚，淮河北岸早已不是沦陷的故土，而是北方的邻国。
南朝变成了一个大号的东吴。
这就是为什么，梁人在守土之战里表现出色，而一旦转为北伐，虽偶有亮点，但整体相当失败——既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也抓不住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
因为东吴也是这样的，大家都是本位主义政权，谁也不比谁更有动力。
南梁在这种彻底的本位主义的稳态里和萧衍一起衰老腐败了46年，直到一个叫侯景的人打破了这种稳态。
一个起于薛安都的时代，至此结束，而萧衍大概是唯一一个完整度过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