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在文艺复兴前的生产力水平、通讯能力、统计手段、财政制度、行政机制上根本是无解。
工业化之前，各文明均农业为主，国家财政收入也是建立在农业税的基础上的，在帝国建立初期的休养生息之后，人口逐渐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会开始土地兼并，小农抗击风险的能力太差，贵族/豪强/富农会逐渐吸收小农的土地，成为新的地主阶级，在实力逐渐强大之后，他们会谋求政治影响力，通过培养晚辈考科举和贿赂官员的形式，在朝堂上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当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足够强大之后，就会抗缴农业税，如果政府强征，地主会将重税摊到佃农头上，佃农的生存压力一大，各类邪教和反政府力量就有了生存土壤，国家根基就会受到威胁，很容易激起民变和地方割据，而为了镇压民变和割据势力，往往会导致更大的割据力量的形成，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代安史之乱，唐末藩镇割据，清代的太平天国，莫不如是，宋代因为工商业和贸易发达，农民负担相对小了，民变压力相对较小，而明代后期由于地主和贵族做大，中央政府无法动员到足量的钱粮，崇祯皇帝废了东厂导致矿税被断，后期只能加田税，遇上小冰河期，民不聊生，烽火遍地，最终亡于农民军之手。
盐铁专营制度，就饶过了这个循环，直接从农业文明下仅有的通用的工业产品盐铁入手，相当于国家直接攫取了盐铁的收益，如果国家不插手，而由市场定价，那么各地盐铁商人经过兼并，会形成和地主一样的利益团体，而国家直接接管这部分的收益，等于直接向全体国民征收盐铁税，而不仅仅是佃农，如果回去翻看历史记录，可以看见中央政府财政吃紧时，往往提高盐铁价格以充实国库，这个方法见效快，民间的承受能力强，盐贵就少吃点，铁贵就用木器，带来的危害远不如加农业税；盐铁收入对于中央财政的意义非同小可，这也是历朝政府对于私盐的打击如此不留情面的原因。
与中国不同，文艺复兴前的欧洲国家幅员不及中国辽阔，而且也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而是类似东周的封建制度，各地区的领主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军队，管辖各自领地，此外，教会也占有大量土地田产，国王的号令传达给各个领主，由领主执行，中央财政缺钱时，由于工商业不发达，也没有有力的国家机器征收农业税，只能向地方领主，教会或者外国政府借贷，在民族国家的概念兴起之前，各国之间战争不断，版图也经常变化；可以参考冰与火之歌中狼家大少远征时的场景，动员了全部向自己效忠的领主，而领主集结了各自辖区内的战斗人员参与。
事实上，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全欧洲除了意大利，几乎都是农业文明，当时欧洲与外界的商贸交流，主要依靠陆路和地中海航运，相关的利益都被占据中东的奥斯曼帝国和占有地中海地区主要港口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瓜分，借助贸易积累起来的丰厚利益，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广泛参与国际事务，确保商路稳定，因此，当时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是西欧各国以及教廷的大债主，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曙光，也开启于亚平宁半岛。
这三个问题的本质，是在农业文明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如何爆发出强大的经济力量，答案是基本靠想，纵观中华文明史，为求政治稳定，历朝历代无不以农业立国，极端如明朝，恨不能将国民一劳永逸的永世束缚在各自的职业上，然而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生产力水平下，农业的产值始终太低，根本无力供养强大的国家机器，一旦遇到灾荒、异族入侵等事件，国家便要伤筋动骨；唯有鼓励贸易，交流，创新，让不同地区的商品，人力流转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工商业才能发展，才能将更多的人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才有资本主义的曙光，才有现代文明的希望，国家才能动员起更大的资源。这种理念的体现，在中国，唯有两宋，在欧洲，则是开启文艺复兴和现代文明的意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