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一世反复无常，这导致他的政策缺乏连贯性，性格冲动，容易走极端，令他的盟友、中立国都感到头疼；他和整个欧洲的贵族一样，反对法国革命，但欣赏法国文明。头脑简单，看待国际关系幼稚； 他加强专制主义，向贵族征税，加大了与贵族的矛盾； 企图以普鲁士为榜样改造军队，最终东施效颦。保罗并非一无是处，他比较关心士兵的利益，但不理解士兵；对待其他国家，习惯于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以小国的保护者自居。下面详细分析。
保罗一世在婴儿时期就被祖母伊丽莎白女沙皇从他的母亲身边带走，交由别人教育(他的导师一个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尼基塔·帕宁，另一个是数学家谢尔盖·博罗欣)，这导致他和母亲叶卡捷琳娜长期关系隔膜，特别是他的母亲发动政变推翻其父彼得三世后。保罗一世曾卷入宫廷阴谋，一度担心母亲会杀他。
1796年继位以后，保罗一世迅速推翻了叶卡捷琳娜的政策，修改了俄国的皇位继承制度，将女性排除皇位继承人的行列。他在首都引入严苛朴素的社交规矩，遭到上流社会的不满。保罗一世无视1785年的贵族宪章，将贵族归入纳税范围，对触犯他的贵族毫不留情地严厉惩罚，这导致与贵族的关系恶化。
保罗一世最受争议的是以普鲁士风格改造俄国军队。我们中国读者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受俄国的影响，俄国人对保罗一世的评价是完全负面的，这归于两个原因，一是他迷恋普鲁士和腓特烈大帝，这引起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不满，二是因为他对俄罗斯的民族英雄苏沃洛夫很不公平。俄国人把历史学过于简单化，导致他们把历史人物描述成单薄的纸片人。需要说明的是: 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末期俄国军队高层贪污腐败，长期与土耳其、鞑靼作战，外加镇压波兰起义，缺乏与西方一流军队交战的经验，俄军逐渐脱离军事发展前沿。从这点来看，保罗一世的改革正当其时。保罗决心要善待军队。他增加了普通火枪兵的薪水，提出士兵必须被当人看待，受到信任，被良好的待遇所激励，而不是恐惧。事实上，保罗从他的高级军官那里受到的敌意大部分是因为他想要遏制他们的酗酒、赌博、旷工和他们以牺牲士兵为代价的贪污。在位期间，他解雇了340名将军和2261名军官，另有3500名军官自愿辞职。
保罗一世的军事改革存在重大疏漏和缺失: 他没有建立参谋制度。177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鲍尔中将为叶卡捷琳娜大帝建立了一个优秀的总参谋部，但他被本土的俄国将军们视为一个强势的德意志人遭到憎恶和排挤，在1774年被迫退役。保罗一世没有恢复参谋制度 ，取而代之的是派遣私人“侍从”，他们派出去代表保罗处理军事和外交事物，或向将军们报告，或安排他的旅行，但却不干至关重要的参谋业务:绘制地图、调查地形和资源，以及计划行动。这就导致在所有的参谋业务方面，在意大利和瑞士作战的俄军不得不求助于奥军。
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心里清楚形式主义和实用性的区别 。他搞大阅兵和队列操演的目的是为了吓唬老外以及让他的士兵在和平时期不去惹事生非。但保罗不知道其中的区别，过于强调一丝不苟的外表和完美的操演。在这方面保罗也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英国历史学家马克·厄班的著作“燧发枪兵: 英军是如何丢掉美洲和学会打仗”中提到英国的约克公爵在1785年的普鲁士之行中被普鲁士军操所打动，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如痴如醉地表达对普鲁士军队操演的赞赏。1796年和1798年的俄国步兵操典恢复了普鲁士的旧条令，苏沃洛夫贬之为“城堡里被老鼠咬烂的包裹”。他把对军队普鲁士化的反对可概括为: “你不能把假发上的香粉当火药使！ 你不能将鞋扣当子弹用！ (假发上的)猪尾辫不如刺刀好使！”
保罗一世一意孤行，他在1797年命令把俄军波将金式的服装换成普鲁士式的军装，不是七年战争时期普鲁士的军服，而是一七八六年实行的一种普鲁士人自己都不喜欢的军服式样。同样令人不快的是1798年10月31日的一项法令，历史上以省名命名各团，但根据新法令,团的番号都被改成了Chefs或上校团主(colonel proprietor)的名字——通常是士兵们不了解的“德意志人或其他什么人”的名字(colonel proprietor大约是授予贵族的荣誉称号)。
由于保罗一世的普鲁士化改革遭到贵族和军官的怨恨，他寻求苏沃洛夫的支持，写信给苏沃洛夫说:“在所有人中朕最希望你第一个响应朕的期许，结果你却是最后一个。你应该记住(为朕)效力永远是重要的，朕不希望你的效力排在最后的”。但苏沃洛夫却请一年假，沙皇不许，请求退役，仍然不准。苏沃洛夫反对普鲁士化改革的谈话和信件妙语连珠，愤怒的沙皇把他软禁在他的家乡。1798年3月9日，沙皇命他在圣彼得堡一起观看阅兵，并安排了苏沃洛夫式的刺刀表演。苏沃洛夫当时的身体不好(也可能是假装身体不好)，阅兵表演还没结束就请求离开。
1798年6月9日，远征埃及的拿破仑突然袭击夺取了马耳他岛，驻马耳他岛的圣约翰骑士团(The 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Saint-John)被迫流亡，其中一些人流亡到俄罗斯，他们为了寻求俄国的支持，把大团长(the Grand Master)头衔授予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骑士的保罗一世，沙皇欣然接受。法国历史学家梯也尔在“执政府与帝国史”中刨析保罗一世的心理:“他决心恢复宗教和骑士制度，经常在圣彼得堡举行骑士团的仪式，目的是把自己装扮成欧洲的国王和伟人。” 梯也尔的想法不无道理，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也许保罗一世和堂吉诃德一样，是骑士文学的受害者。
法国革命战争的发展促使沙皇征询苏沃洛夫的意见，苏沃洛夫大而化之的表示: 十万奥军和十万俄军在莱茵河中游过河，长驱直入巴黎，斩下“美杜莎”的头，而他愿亲领俄军。虽然计划粗糙，但是集中兵力直取法国本土相较与把兵力分散到多个战场更可取，可是保罗并没有接受。
既然沙皇和苏沃洛夫的关系那么差，为什么保罗一世会启用他担任意大利战场俄奥联军司令呢？ 那是因为盟友的要求。最初被任命为驻意大利的奥俄联军司令是年轻的奥兰治亲王弗雷德里克，但他于1799年1月6日逝世，奥地利人四处寻找继任者。英国驻维也纳大使莫顿·伊登爵士(Sir Morton Eden)向俄罗斯大使表示，苏沃洛夫将胜任这个职位。奥地利的萨古特首相赞成这个想法，因为他希望苏沃洛夫能够给战局带来生机。萨古特首相对苏沃洛夫评价很高，在他给奥地利的一个外交官的信中说:“从总体上看，这位老元帅所取得的光荣事迹和成功事业，那些穿奥地利王家军服的军官们连他的一半都比不上。” 保罗一世反而犹豫不决，他觉得苏沃洛夫太难预料。他觉得出身萨克森的约翰·赫尔曼将军(他精于普鲁士战术)更可靠，保罗把对苏沃洛夫的任命告诉了他，并指示他“密切监视苏沃洛夫的行动，否则，如果他被自己的独特想法冲昏了头脑，置其他于不顾，将对军队和共同的事业造成损害。”这是一对不好的搭档组合，因为两人有私仇，而且赫尔曼曾经向苏沃洛夫要求决斗。但考虑再三，保罗终于明智地把赫尔曼调走，让苏沃洛夫不受掣肘地行使指挥。
随着苏沃洛夫指挥的奥俄联军在意大利连续获胜，奥地利贪婪地企图独占胜利成果，此时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委托外交大臣威廉•格伦维尔勋爵(Lord William Grenville)制定战略，格伦维尔看到由于在法国与荷兰以及法德的边境上有大量堡垒，法国人把这些地区建成了钢铁边境线，于是他就构思了一个战略: 让俄国将军科萨科夫率领4万5千人的军团从德意志进入瑞士，苏沃洛夫率2万多人从意大利进入瑞士，两军会合后横扫瑞士，从瑞法边境入侵法国。这是个错误的战略构想: 首先，从地理上讲，俄军根本没有山地战经验。其次，科萨科夫军团也没有4万5千人，只有2万8千人，把科萨科夫军团和当地的瑞士爱国者和留下的霍茨将军指挥的奥军全算上只有4万8千人，而且他还缺乏食物和交通工具。第三，经过一系列血腥镇压，瑞士反抗法军最激烈的地区已被法军占领。这个战略在兵力、地理、方向和时间上都没有处理好。
格伦维尔的计划于6月8日先给沙皇保罗，保罗赞同后联系奥地利方面，奥地利正琢磨怎么把俄军从意大利赶走，对这个计划求之不得。
奥地利于7月31日同意这个计划，表示可以协助解决地理难题，但有个附加条件，把在瑞士的卡尔大公军团调走，因为在斯瓦比亚和瑞士狭窄的疆域内无法维持一支14万人的联合军团的后勤保障。这个计划将科萨科夫军和霍茨军置于危险之中，因为在卡尔大公军团离开而苏沃洛夫军团未到这段时间，他们将面对马赛纳的7万6千人的军团。这对于原计划是个致命的修改。
与此同时，保罗一世也给苏沃洛夫写信谈这个计划，但奥地利有意拖延信件的及时送达，这是为了将整个计划的责任完全推给沙皇保罗，这导致苏沃洛夫直到8月25日才收到命令，反对也来不及。
俄奥军队在瑞士大败，苏沃洛夫率领他的军团越过瑞士的雪山才脱离险境。
保罗一世被奥地利的“背叛”激怒了，他执意把俄军带回国。另外，俄军参加英国在荷兰北部的远征遭到失败。这些挫折令性格反复无常的保罗一世对反法战争失去兴趣。
保罗一世对苏沃洛夫的态度也是反复无常的，他先是授予苏沃洛夫前所未有的大元帅军衔，授权他指挥俄罗斯西部的全部军队。他还决定在圣彼得堡举行盛大招待会，包括凯旋门阅兵和教堂敲钟之类的。但当沙皇得知苏沃洛夫擅自任命两名军官担任高级常务军官(standing senior duty officer)时，由于这个职位传统上只有沙皇能任命，他感觉受到冒犯。一怒之下，保罗一世把招待会取消了，苏沃洛夫得知他失去应得的荣誉后，身体立刻垮了，就在他躺在病床弥留之际，沙皇又下令禁止他出现在宫廷，已经深受打击的苏沃洛夫得知这个消息后去世。
(有关苏沃洛夫的事迹可以参考我的另一个回答苏沃洛夫到底有多牛逼?)
保罗一世在参加反法同盟初期，向法国的盟友西班牙宣战，和中立国普鲁士断交。他现在态度大变，派心腹去柏林与普鲁士重建关系。
雾月十八后，拿破仑掌握政权，他派到柏林的代理人，得知这个消息后通知了执政府。而此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想利用中立地位，服务于普鲁士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拿破仑不失时机地把他的副官杜洛克(Duroc)派往柏林，去做和平试探。拿破仑了解到保罗担任马耳他骑士团大团长一职，想了一个妙计: 他提议把马耳他岛还给骑士团，6千名俄国战俘也还给沙皇。这其实是个一眼就能看穿的诡计: 马耳他岛被英国围困两年了，粮草不继，向英军投降是早晚的事，把马耳他岛送还给沙皇，是为了不让英国人得到该岛。但保罗一世是个满脑子骑士罗曼司的人，他被拿破仑的提议深深地感动了，于是他任命了一个芬兰的老军官德·斯普伦波腾(de Sprengporten)担任马耳他岛总督，率6千俄国战俘组建的军团去接收马耳他岛。就在1800年9月5日，马耳他岛的法国守军向英国投降了，但拿破仑并不难过，“我失去了马耳他，”他说，“但我已经把一个纷争的祸根交到了我的敌人的手里了。” 沙皇急忙向英国索取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的领地，遭到英国的拒绝。保罗一世一怒之下对英国航运发出禁令，在俄国的港口一下子扣押了多达三百多艘英国船只，甚至下令将那些试图逃跑的船只击沉。此时保罗一世对英国的恨不亚于对奥地利的恨，他呼吁瑞典、丹麦，甚至普鲁士来帮助他，并建议他们重新建立1780年的海上中立联盟。12月16日，丹麦和瑞典加入俄国针对英国的武装中立联盟，18日普鲁士也加入进来。拿破仑的诡计取得极大成功。
但保罗一世很快就让拿破仑感到烦恼，俄国和普鲁士要求保证荷兰、瑞士、皮埃蒙特和那不勒斯的独立，这在当时是完全违背第一执政官的意图的，不过可以牺牲奥地利和教会的领地补偿这些国家的君主。保罗最后变得过分热心，以致他向拿破仑提议与他结成亲密的联盟对抗英国，并承诺不与她讲和，直到英国把马耳他归还给耶路撒冷的圣约翰骑士团。这超出拿破仑的希望，因为第一执政官不想做绝对的承诺。最终拿破仑做出了一些让步，原本拿破仑非常想夺取那不勒斯，但保罗一世的阻挠使他暂时无法把他的意图付诸实施。
随着保罗一世在俄国越来越令人畏惧，也越来越遭人恨。担任圣彼得堡总督的帕伦伯爵负责帝国的警察事务，由于保罗一世的信任，他开始处理国家的重大事务，于是他利用这个职位策划政变。但他必须同皇位继承人亚历山大达成某种谅解，征得亚历山大的同意，以免在事情发生后，他被当作邪恶的刺客对待。此时，保罗与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的关系紧张，因此亚历山大同意了政变;但要求帕伦伯爵发誓，决不谋害他父亲的性命。1801年3月23日，政变爆发，帕伦伯爵和本尼格森各指挥一组刺客，参加政变的总共约六十人。最后，保罗一世死于本尼格森带的那组刺客手中。
保罗一世的死不仅使英国受益，而且也让中立国松了一口气，像丹麦、瑞典这样的小国加入北欧中立联盟一部分理由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另一部分的理由是保罗一世的威逼。普鲁士加入中立联盟是受到拿破仑和保罗一世的双重压力。中立联盟的瓦解使波罗的海重新开始海上贸易。对于法国来说，保罗一世的死也不是坏事，首先保罗习惯于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他把自己当做小国的保护者，拿破仑为了争取俄国，不得不暂时做出一些让步。如果保罗一世多活一段时间，拿破仑早晚要和他翻脸。
保罗一世无论作为沙皇，还是作为父亲都是失败的。由于他性格冲动和反复无常，做他的盟友比做他的敌人更难。
参考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