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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更改————————————————
2006年，我们家多事之秋。7月的某天，我待在家里看着电视，我爸的司机在楼下门禁喊我，让我赶紧跟他去医院。我飞奔去楼下，拖鞋跑掉了一只。到了医院，看见我妈刚做完检查，一只眼睛被打得充血，已变成紫黑色，不敢睁开眼睛，微弱地睁开一丝，能看到眼球已经变成紫红色。鼻根内某小片骨头骨折，轻微脑震荡。我妈一边惊恐地问医生她会不会瞎掉，一边跟我说事情的经过。
小舅舅开着一辆破富康车载我妈在路上，突然从旁边冲出来三辆车，如果不是小舅反应及时，必定翻车无疑。但这三辆车竟然嚣张到把小舅的车堵停，拉出小舅就要打，我妈慌忙去拦，结果被一个二十岁左右的混混迎面一记拳头，差点晕过去。小舅说这三辆车里全是十几二十出头的混混，浑身酒气，车里扔着成捆成捆的钱，应该是一帮放高利贷的刚收完钱，喝了点酒在大街上撒欢。
在我妈住院的一星期里，打人的混混以及其他几个主犯被拘留，他们的家人通过各种关系来找到我们家要求私了。要求私了不是因为他们酒醒悔过，不是因为他们认怂，而是因为我爸是我们当地的公安局局长。我妈说要送那帮混混去劳改坚决不会私了，混混的家人不知道什么路子把我爸的同学、战友都翻了出来，一拨拨的说客来游说我妈说私了。而我在混混的家人最后一次来医院道歉时，把礼品扔满了走廊，叫嚣着让他们等着去坐牢，这家人竟然通过关系把市局局长挖了出来，不知道前后用多少钱去疏通层层关系，最后市局领导找我爸谈话，还是私了。
我是第一次对我的家乡充满了深深的恐惧和失望。以我父母的社会地位，我都充满了恐惧感，那那些不在权力阶层的人呢？同样的被打事件，那时候我的家乡还有另一桩。一个老头走在路上，被混混打了，直接打死。举村告状，才赔了两万块钱，混混什么事也都没有。
以前我妈希望我能是个公务员，最次也要有个事业编制，那样才够安稳，才够有保障。后来对希望我做公务员施压无望后，她又想我的结婚对象是个公务员。在我的家乡那样的三线城市，职业分成两种，一种是公务员，另一种是其他职业，而公务员是最高贵的职业。许小年曾说到这种现象：
以前我不明白，你们这些人究竟对生活是有有多恐惧，才把一辈子的无限可能搭给一份钉死的职业，以换取那可怜的安稳和保障，如果这样还要人生做什么？不来这个世界岂不是最有保证？ 全中国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有一份有保障的工作，那怕它枯燥哪怕它要对权上者点头哈腰；全中国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到了年龄赶快结婚不落人后，要有稳定的职业、房子车子，那怕这个人你没有什么感情。中国人越来越富有，却越来越恐惧。中国人嘲笑理想和爱情，因为追求这些会让人生滑向任性失控的深渊。这样的源头从何而起？陈丹青说的对，是因为中国人是一直被欺负的（损害的）和被侮辱的。领导之上还有领导，领导之下有生意人，生意人依附于当权者生存，我见过一个中年生意人在一位年龄大不了多少岁的领导面前磕头喊干爹，我心里是深深的酸楚和厌恶这个世界，包括那些混混的父母也是生意人，依附权贵做事，却欺负社会妇孺。在这个除了机关事业单位之外就没有大型国企和私企的三线城市，那些小生意人、小商小贩、打工者全在夹缝中战战兢兢的生存，他们不仅要受权贵阶层盘剥，还要谨防社会势力的欺辱，还有多少骄傲、勇气和尊严可剩下？这个城市只是中国数千个城市的缩影。在其他的城市每天上演都是一样的桥段。只有不被麻醉的那一个才知道自己就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
亲身经历过这些后才意识到是社会的不公让人们竭力想进入那可以保障自己的阵营。大家都想跻身于权贵阶层，而没进去的则仇视权贵阶层，但这不是为了追求公平和正义而只是自己处在遭受欺负和不公的那一端而已。不管谁进去了，这个现实不会变，还是个死循环，还有人操纵权利有人遭受不公。社会现实还是从陈丹青那时到现在，没有变过。
所以当你在街上被暴打，你待被赔偿的尊严的价格取决于你是一名当权阶层还是一名蚁民。 中国从南到北不分地域地追逐稳定和权利，来自于人们内心深处的牢固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就是被欺负过才会被牢牢记住。这个例子在
已经有人拿自己的例子讲过。世俗的随波逐流和理想与勇气被摧毁在
这个问题中也有人拿自己的例子来回答。
把公务员热这个现象做例子不是去抨击公务员和该职业，只是说有多少人是真心爱这个职业才去从事这个职业，还是只是在忍受。可忍受并没有让世界变和顺，忍受只让社会增加戾气。人不能追寻自己向往的美好就会不开心，这个社会就会累积暴躁。为什么要跟随社会的偏颇和他人的期望去随波逐流？有没有人去想过造成这种现实的深层次的原因在哪，是制度？是文化？是传统？或者只是审视下自己。
哪怕只是想想如果个人无力改变，但至少自己可以保持冷静的头脑不去随波逐流。可连“想”都没有，我们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省的能力。为什么我们连“思考”都不会了？是制度不允许？还是我们的文化中从来就没有？还是个人没在履行作为人的责任？我想陈先生在美国看到的“不受欺负的脸”，不是说人的肉体受到欺压、迫害和凌辱，而是人的独立精神和思考可以实实在在地存在和飞扬，人在另一个世界中还有这个能力、权利和空间去自由的思考。这放在当今的中国也是让人艳羡的。
在这个问题的争论骂战中，有些人不仅不能思考，而是思维模式和心智头脑早被彻底摧毁。我以为父母那一辈已“光荣地成为一颗螺丝钉，闪闪发光地履行着社会职责”。螺丝钉可以不用思考，可当代的年轻人为何还是这样？以前讨论过《朗读者》，崔卫平先生用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的“平庸之恶”来解析书中的娜施密兹宁，她为何从一个普通的中年女性沦为杀死三百多个犹太人的帮凶而不自知？现在越发觉得汉娜·阿伦特对现在的我们更显出意义非凡，她对于“个体的平庸之恶”的愤怒和着力疾书更甚于对法西斯和其制度暴行的抨击。而这个“个体的平庸之恶”就是人不会独立思考更没有自省精神，所以汉娜在法西斯的暴行下已沦为恶魔的棋子却不自知，对自己的行为不辨是非、不知对错。
没有绝对没被欺负过的脸，就算在欧美的体制内，人生也会有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只是相对，相对来说那世界，人还能自由的思考，不被制度摧毁勇气和追求理想的资格，人们知道
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追求那薄若蝉翼的稳定的；
婚姻是用来升华爱情的，不是用来追求那薄若蝉翼的稳定的；
爱好和读书是为了欢愉的，不是用来为那薄若蝉翼的稳定加分的；
迎接挫折是为了更好的体验美好，而不是破坏你那薄若蝉翼的稳定的；
追逐理想的坚持是让人感动的，不是因为别人拥有了稳定而你就受到嘲笑的。
公务员的工资是纳税人供给的，所以他们应该做的是服务而不是剥削和威风凌凌的；
权威是可以去质疑并大声辩驳的；
那些固执得单纯、那些无畏得单纯、那些勇敢质疑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