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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收紧境外投资管制，因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仅1.71%，远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资本逐利下外流压力巨大，但管制会导致资金效率下降、银行承压。提高境内资产收益率、推动利率市场化，才是维护金融安全更根本的解法。
2026年，中国在资本管制领域动作频频。5月，证监会联合八部门启动非法跨境证券业务两年集中整治，对富途、老虎、长桥等机构采取没收违法所得、清理存量业务的措施。6月，国务院公布《对外投资的规定》，首次以行政法规层级对对外投资制度进行系统性规定，居民个人对外投资被明确纳入监管框架。7月2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离岸信托设立、存续、终止清算各环节的征税规定。8月第一周，税务部门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征收20%个人所得税。
这一系列密集动作背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经济现实：中国的无风险资产收益率，已经跌到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最低水平。
从资产定价角度看，资本天然追求更高收益。当一个经济体的无风险资产收益率明显低于全球主要市场时，资金外流压力自然会增加。
根据2026年7月31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数据，发达市场中，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4.75%，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20%，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2.8%。
新兴市场方面，印度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6.81%，越南约4.54%，巴西约14.77%，墨西哥约9.2%。虽然这些经济体承担更高的通胀和汇率风险，但较高的名义收益率仍然对国际资本形成吸引力。
中国香港由于实行联系汇率制度，金融市场收益率基本跟随美元体系变化，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3.51%，明显高于内地市场。
在主要经济体中，中国长期无风险收益率已经处于较低水平。7月31日，人民币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1.71%。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资本面临一道简单算术题：留在境内接受1.71%的无风险回报，还是流向境外获取3%乃至10%以上的收益？资本天性逐利，投资永远流向收益率更高的市场。这不是情绪，而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1.71%与4.75%差距超300个基点任何理性资本都无法忽视。
因此，监管层在本已存在的管制基础上进一步收紧，本质是在国内资产收益率缺乏全球竞争力时，通过行政手段筑起"防火墙"，以空间换时间，防止资金大规模外流引发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在房地产调整、企业投资回报下降、居民风险偏好降低的情况下，如果资金大规模流向海外高收益市场，可能进一步影响国内流动性环境。当无法通过市场吸引力留住资本时，加强管制似乎成了确保金融安全的唯一选择。这种逻辑，在短期维稳框架下几乎无懈可击。
从金融安全角度看，加强监管有其现实考虑。但与此同时，也需要看到，资本管制只能缓解压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问题。
用行政手段强行阻止资本自由流动，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在守住短期金融安全的同时，负面效应正在加速显现。
第一，资金“堰塞湖”效应加剧。
中国M2已经超过300万亿元，远超实体经济实际需求。在资本管制下，大量资金无法流向海外高收益资产，只能在国内沉淀。资金供给过剩进一步压低了本就低迷的资产收益率，形成“钱越发越多—收益率越来越低—资金效率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央行持续下调贷款利率，意图通过降低借款成本刺激房地产和企业贷款需求，但效果与目标相去甚远。净息差持续收窄，银行业几乎处于危机边缘。
第二，中产阶级将趋于收缩。
历史上，中产阶层快速扩大的时期，都伴随着无风险资产收益率和有风险资产收益率的同步提高。而当资产价格降低、货币总量推高而收益率降低、资金流动性下降时，中产阶级往往随之收缩甚至消失。从而导致社会结构从橄榄型向金字塔型（中产返贫）甚至杠铃型（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转变。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稳定的深层隐患。
第三，金融管制与经济增长模式存在内在悖论。
中国依赖“投资+出口”的增长模式。如果既要防止资金流出，又要保持持续的出口增长，就需要同步扩大进口——而资本管制恰恰限制了资金流出获取更高收益的能力，国内内需低迷又阻碍了进口扩大。结果只能是贸易顺差急剧扩大，引发越来越剧烈的贸易摩擦。而出口商的收入在国内无法获得更高收益，便滞留海外，反过来又削弱了金融管制的实际效果。
第四，灰色渠道难以真正堵死。
虚拟货币、稳定币等新型金融工具，为资金跨境流动提供了几乎无法完全监管的通道。只要用户愿意承担对应风险，这些工具的“数量是无穷无尽的”。与此同时，离岸信托征税等政策虽然堵住了一部分合法渠道，但也加剧了高净值人群的避险情绪，可能引发部分优质资本和人才实质性外流。一部分人甚至不得不采用地下钱庄、虚假内外贸对冲等灰色手段实现资金出境。
与此同时，当我们成为全球资产收益率的"红灯区"，不仅留不住本国资本，也无法吸引外来金融资本流入。依靠行政壁垒维持的金融体系，终究难以获得国际投资者长期信任。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出路？答案是肯定的。保外汇、保人民币安全，最简单聪明的方法不是加强管制，而是提高境内资产收益率。
日本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参照。过去三十年，尽管日本利率和资产收益率比中国现在更低，但始终保持了资本自由流通。日本企业和居民通过对外投资获取更高收益，这些收益持续回流，不仅帮助日本在2000年后摆脱庞大银行坏账，推动日元成为避险货币，更为近年日本走出通缩、进入新一轮上行周期奠定基础。自由流动带来的不是资本枯竭，而是全球配置后的价值回流。
其经济机制并不复杂。中国M2超356万亿，远超境内市场实际需求，这是压低收益率的重要原因。若适度放开对外投资管制，允许资本流向全球高收益市场，短期看似外流，实则减少境内过度资金供给。随着资金池趋于平衡，无风险收益率自然回升，逐步向全球水平靠拢。当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71%回升至3%以上，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将显著增强，资本外流趋势便会自然逆转。这种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内外平衡，远比行政管制更可持续。
更深一层，资产收益率偏低的核心症结在于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大量资金被引导至广义政府债务体系，收益率脱离市场定价，无法反映真实风险与回报。解决之道在于减少行政干预，允许银行根据市场供求自主确定利率，让资金真正流向高效率的市场化部门。
从"堵"到"疏"，从管制到改革，这不仅关乎技术路线，更是对经济规律的尊重。提高资产收益率，看似金融问题，实则是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回归的问题。
实际上，只要我们摆脱“插手一切经济和社会事务并为一切问题无限兜底”的思维定式，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收益率的归收益率，不仅产品收益率的问题能迎刃而解，大多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也会随之缓解。
只有让人民币资产重新具备全球竞争力，金融安全才能真正牢不可破。
【作者：徐三郎】
